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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法及竞争法功能组合法律基础 　一、问题及其意义 “油价”作为一个问题，并非始自当下，但其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却主要源于近年来国内油价的“始终坚挺”以及“只涨不跌”，以至于媒体和民众将2009年开始实行的成品油定价新机制讽刺为“以市场的名义实施大幅涨价”①。石油本身具有战略物资和日常消费品的双重属性，作为战略物资，政府依《价格法》具有合法的干预权；但作为日常消费品，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油价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消费需求激增，日益成为民众承受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负担。社会对油价问题的关注，也已经从最初对涨与跌的不满转化为对更具实质意义的价格形成机制的强烈质疑。除此以外，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垄断陛国有油企巨头的批判也成为近年来舆论和民意的焦点，在行政垄断“做大”国有巨头而民众却承受了油价压力的客观现实下，垄断性油企迭出不穷的丑闻无疑将油价问题变得更感性，亦更复杂②。可见，油价问题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价格涨跌，而是糅合了价格形成机制、垄断性国有企业等产业、竞争等体制性因素而演化成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要命题。这恰好与理论分析的视角不谋而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规则治理素来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宗旨，本文试图以产业法与竞争法的功能组合为核心，对“油价问题的法律规制”做一番探讨，以期检验和发展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并求教于方家。 二、“油价问题”背后的法律困境：产业法与竞争法的断裂 (一)产业法与竞争法关系的界定 产业法也称为“产业政策法”，是“调整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一种干预，这种干预的外延很广，包括“规划、引导、促进、扶持、限制等各方面的含义”。[1]产业政策法是推行产业政策的手段，但其价值则在于规范政府制定及实施产业政策的行为。[2]竞争法是“以规范经营行为，从而维护市场竞争为基本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在这个意义上，竞争法也可以等同于“竞争政策”，即“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保护竞争，防止市场垄断”。[4] 从法律的原旨或目的来说，产业法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经济目的而对特定产业实行的一种干预，是国家意志在经济、产业领域的体现，通常表现为对特定领域实行保护、由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产业经营等，因而往往会产生垄断，即在特定的产业只允许个别国有企业进入，不对普通市场主体开放，这样就与竞争法产生了冲突。竞争法的原旨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维护竞争、促进竞争，就此而言，竞争政策或竞争法，在立法的原旨上与产业政策法或产业法存在悖论。当然，产业法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普遍，一国政府对本国的特定产业予以扶持、通过一定程度的垄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一点表现在反垄断法的许多“适用例外条款”之中，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均是如此。大体而言，各国处理产业法和竞争法之间冲突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倾斜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主要特点是“国家集中必要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实现倾斜性投入和扶持，以加快本国主导产业的超常发展，力求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达到缩短同发达国家差距或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2]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主要特点是“倾向于产业组织的法律调整，集中于调整竞争关系与防止垄断方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各类产业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市场需求结构发展的趋势，让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觉地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更新换代，尽可能不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2]两种模式在价值取向、制度设置和方法选择上的差别显而易见，从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前者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但在长期利益上收效甚微，甚至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5] (二)“油价问题”折射出产业法与竞争法的断裂 在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体制下，中国在产业法与竞争法的关系上也基本遵循了前述第一种模式。受制于这种改革体制的路径依赖，在能源、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中，产业法的强势地位甚至更加突出，产业法与竞争法之间的“断裂”屡见不鲜，“油价问题”正是这种断裂的突出表征。 1.产业法目标定位混乱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我国石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8年3月，国务院宣布重组石油工业，变分业经营为混业经营，组建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全业务的石油集团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产业政策在实行伊始就面临着多重行为目标的困扰。即使这种模式确实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由于我国石油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浸淫太深，加上石油等能源行业的特殊性，这里提出的“国际竞争力”已经超出纯粹的经济范畴而渗入诸多社会和政治因素，比如实施国家特定的能源战略，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稳定等，“提高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