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管理模型”探索中国红十字会.docVIP

从“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管理模型”探索中国红十字会 　摘 要：推进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化和精益化是我国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公共性”控制和管理，是推进其公共化、精益化的重要抓手。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管理模型出发，借鉴企业管理思想，寻找影响RCSC公共性的偏差，降低偏离公共性的无价值、低价值浪费，创新控制和提升公共性的办法，推进RCSC不断精益化，对于重塑RCSC的社会公信力，助其走出“塔西佗陷阱”不无裨益。　　关 键 词：RCSC；公共性；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管理模型；公共性的控制与提升；精益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8-0026-06　　中国红十字会（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以下简称RCSC）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RCSC深陷舆论漩涡，社会公信力不断下降。五年间，作为我国慈善事业标杆的RCSC已经逐渐淡出社会舆论的主话题，因此，利用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的管理模型，寻找影响RCSC公共性的偏差，创新控制和提升RCSC的公共性的办法，对于重塑RCSC的社会公信力，助其走出“塔西佗陷阱”不无裨益。　　一、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　　管理模型　　美国学者莫尔顿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后设计了测量公共性的“三种影响力模型”（见图1），[1]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文化认知”三种影响力出发，对目标主体的公共性进行分析描述，以此三种影响力为基础，描述其在不同方面影响目标主体公共性的因素，找出目标主体公共性的偏差，最终控制公共性产品的供给质量与数量。　　为完善莫尔顿的模型，我们从“组织使命”“行为选择”和“公共性产出”三个层面出发，进一步完善了莫尔顿的模型（见图2）。　　二、多元治理主体“公共性”管理模型　　在描述与控制中国红十字会　　（RCSC）公共性中的应用　　根据有关RCSC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中国社会对RCSC特殊的文化认知，可以对RCSC的公共性作出以下描述并找出一些影响力偏差（见图3、图4、图5）。其中，对于RCSC这样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影响其公共性的所谓“行业规范”，其实可以从分析描述其“利益相关方”出发，寻找影响其使命、行为和结果公共性的“外部主体”，它涉及在整个社会中RCSC与其他组织、个体的关系伦理，同时也涉及约束RCSC的公共道德。　　“法律法规”应当成为规范RCSC公共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图3，总的来看，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RCSC的影响力偏差直接表现为法律法规过于粗略、漏洞较多、细化程度不足。而具体针对RCSC公共性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更是一片空白。比如2014年爆出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救灾仓库租赁事件”，对于红十字会收入中究竟能否包括日常营利性收入成为了热议话题，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明确规定了红十字会经费来源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但武汉市红十字会连续出租救灾仓库十六年，并签订了长达50年期的租约，其所得经费数额与去向并没有主动明确、及时地向社会公布，这种行为似已超出“可接受的利己”范围，更伤害了公众对RCSC的期望和感情，失去其公共性。可见，相关法律法规过于模糊、细化程度不足使得其规范和控制RCSC公共性的效用大为降低，因此，提高法律法规的影响力，需要重点解决准确、细化的问题。　　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体的社会性都体现在其社会关系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社会关系也是控制RCSC公共性的重要影响力。涉及关系伦理和公共道德，RCSC在多方利益交互的节点上，能否权衡多方面的影响，最大程度地维护其公共性，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是问题的关键。应当理性地看到，RCSC离开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无法发挥正常作用的，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均由政府支持，其完全独立于政府权力部门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而作为包括大众媒体、社会公众在内的其他组织和个体，其影响力都应在一个法律法规、社会道德可控的范围之内，RCSC所做的就是要将这些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出来，最大程度地体现其公共性。所以，根据这个客观要求，在“行业规范”“关系伦理和公共道德”方面的影响力偏差主要体现在占人数最多的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不足的问题上，它是多元利益“最大公约数”求解时的偏差。　　社会文化认知对RCSC公共性的影响是最为显性的，往往涉及和反映了RCSC公关工作的水平。根据图5描述分析，文化认知影响力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由于RCSC透明度不足导致文化认知在此层面的影响力较弱，如客观科学的社会文化认知培育问题以及信任危机问题。尤其应注意RCSC的危机公关能力缺失问题，直接导致其发展严重受限。比如自2011年“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