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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法角度完善虐待罪法条实施 　　摘 要：2014年11月3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对《刑法》第260条的虐待罪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的，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拓宽了救济途径。然而从程序法角度看，此项修改仍不尽完善。本文旨在探讨“绝对自诉主义”下的自诉案件存在的不足以及“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中所存在的问题，力图从程序法角度完善虐待罪法条的落实。 　　关键词：绝对自诉主义 公检机关 告诉 检察院代为告诉 受虐者 　　2014年11月3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刑法》第260条的虐待罪条文进行了修改，将第260条第3款由原先的“第一款罪，告诉才处理”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这是结合了实际情况进行的考虑，增大了法条的实际操作和权利得到救济的可能性，是修改的进步。综合《刑法》第260条和第98条，对于虐待案，首先是由受虐者告诉才处理，如果受虐者无法告诉，可由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受虐者)的近亲属进行告诉。 　　从表面上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虐待罪的条文在诉讼程序启动上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给予了受虐者充分的救济途径。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 　　问题一： 　　虐待案，作为自诉案件中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一类，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界中的做法，可知我国普遍认为虐待案的告诉对象只能是法院，即我国对“告诉才处理”的虐待案采取的是“绝对自诉主义”。 　　“绝对自诉主义”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受虐者或其近亲属只能向法院提起自诉，向公检机关的告诉行为无任何意义，不能导致公诉程序的启动。(2)受虐者或其近亲属向公检机关告诉，公检机关受理此案。(3)若公检机关误将虐待案当做公诉案件进行受理侦查起诉移送至法院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后不得作出裁判，并应将案件退回，同时告知受虐者有权且只可自诉 。从“绝对自诉主义”的含义可以看出，我国理论及实务界普遍认为“告诉才处理”的虐待案是被害人的私事，绝对排除了国家公检机关介入协助的空间。 　　这样的做法虽能完全保证受虐者的诉权，但同时也完全排除了国家公权力对受虐者的救助，使得受虐者只能依靠自力救济，而这往往是不现实的。 　　“绝对自诉主义”下的虐待案不经历侦查阶段，受虐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收集证据。然而，受虐者相对于施虐者往往处于不利境地，甚至在经济物质层面还需要依靠施虐者，施虐者与受虐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往往迫使受虐者忍受施虐者的虐待行为，更不可能收集证据。而且，虐待案通常发生在关系极其亲密的人之间，往往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受虐者往往不愿意将其作为证据公之于法庭。同时，虐待案规制的是长期的折磨受虐者使其痛苦的行为，而受虐者往往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突然决定提起诉讼，之前的受虐证据可能早已不存在或者证明力大打折扣了 。 　　当然，除了受虐者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收集证据外，《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 也规定了自诉人可以获得收集证据的协助：一是自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二是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然而，人民法院协助收集证据是人民法院的特权，而不是自诉人的权利;自诉人请求人民法院收集证据，人民法院是否收集决定权在法院手中。同时，法院收集证据只起到补充作用，收集证据的主体仍然是自诉人。可见这两种协助的作用并不大。 　　因此，完全排除国家公检机关的介入，会使得受虐者在证据收集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基于以上“绝对自诉主义”下可能产生的弊端，本小组认为对“告诉才处理”的理解不应排除向公检机关告诉，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可向公检法机关告诉，以保证受虐者在参与诉讼遇到障碍时，可以寻求有关机关的帮助。 　　其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当受虐者向公检机关进行告诉后，为了保证证据不被消灭，无论受虐者是否提起自诉，公安机关都应对证据进行及时初步收集。然而，若最后受虐者并未向法院告诉，则已经启动的侦查程序级前期准备工作无效。因此，公安机关在进行侦查前应当：(1)询问受虐者是否会提起自诉并结合经验进行判断;(2)将前期侦查工作控制在较小限度内，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2.可能会面临受虐者撤诉、再行起诉的情况。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若自诉人撤诉，看似会导致诉讼成本的浪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可以避免继续推进无谓的公诉程序。同时，为了防止公检机关为自诉人进行自诉所作出的无谓付出，应当认为只能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进行撤诉。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若仍同意自诉人撤诉，则会使公检机关的协助行为完全付之东流。并且由于是协助自诉人进行诉讼，自诉人的意愿已在庭审的过程中完全体现，此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