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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物权法定原则缓及特征研讨 　作者简介：丁洪君（1985-），男，汉族，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基于成文法的体系而存在滞后性　　法律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弊端，那就是滞后性，物权法定原则的滞后性日益明显。《物权法》对于新型物权既不明文规定，又不规定物权法定缓和的措施予以调整，这正是物权法立法滞后与僵化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对现实中存在的诸如非典型担保等此类的新兴物权的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　　（二）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对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效果上的可替代性　　物权法定原则严格限制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究其原因为了构建一种稳定的物权外观，而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则是利用公示机关的权威性，一种让公众了解物权内容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与物权法定原则所产生的稳定秩序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所追求的效果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因此，随着公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使得公信公示制度具有部分代替物权法定原则的可能性。　　（三）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违背了价值比例理念　　按照比例原则，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采取对自由损害最小的理念，选择对自由造成损害最低的方法达到目的。秩序价值只是法的追求之一，并不是法的唯一的追求，维护秩序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更好的实现。因此，立法者应当在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紧紧限定在《物权法》明文规定的框架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物权制度混乱现象的出现，但是同样也损害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违背了鼓励交易原则，挫伤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符合市场经济对合同交易要求的趋势，弊大于利。采用严格物权法定原则不允许人们市场交易主体创设新的物权种类，这种做法超出维护秩序所必要的手段，因此可以说，物权法定原则违背了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守的价值比例理念。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物权法定缓和　　（一）允许物权次类型的创设　　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次类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台湾民法典规定：对于地上权约定使用方法并且经过经登记的，则对土地及地上权的受让人或者第三人都有效。这就表明，地上权的成立要件是约定目的和登记，也就是在基本用益物权的类型之外，当事人双方还有有创设特定用益类型的权利，开放了特定类型用益物权的创设。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苏永钦教授主张将地役权、农用权、典权等成立条件限定可以由当事人意定，使得僵化的物权法定主义得到大大改善。允许当事人创设物权次类型，要求当事人约定明确的用益目的，便于当事人掌握成本效益，使得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二）多样化的物权登记制度　　第一，物权登记的种类更加丰富，增加了诸如信托财产登记等制度。第二，在尚未制定区分所有权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登记制度可以起到稳定区分所有权交易的重任，区分“共同使用部分”和“区分所有”两个概念。第三，网络登记制度的推广也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因而，登记制度的完备，有助于满足物权对公示的要求，降低交易成本，改变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　　（三）对我国大陆物权立法思路的影响　　通过观察台湾物权法律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现有的物权类型已经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无论单独立法还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多多少少地新设或者默许了一些新类型“物权”，交易主体新设出“物权”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者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因此出现了大量采用缓和物权法定原则的一系列政策。在这种立法政策的引导下，立法者更倾向于将物权类型框架化，允许市场主体对次类型的物权进行一定的再创。与此同时，不断发展完善的登记制的也使得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受到了进一步的质疑。　　相比之下，我国大陆还是在坚持采用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一方面，07年出台的《物权法》并没有包含将典权、永佃权等传统类型的物权，而这些传统物权在市民生活和市场交易中却大量存在，《物权法》从开始起草到最后定稿，对于他们是否应当被纳入到物权法中的物权类型，各方学者争论不休，观点差异很大。另一方面，现有的几种有限的法定物权类型，也并不能满足我国活跃的市场经济活动对新物权创设的要求。　　我国台湾地区允许物权此类型创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格物权法定制度的弊端，使得交易主体具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鼓励了交易主体的交易积极性，扩大了交易的种类，推动了市场的繁荣，为我国大陆物权法的立法完善提供了鲜明的参考，对于我国严格物权法定主义的变动起到了巨大的借鉴作用。同时，台湾地区的登记制度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也为我国大陆地区完善登记制度进一步提供了借鉴意义。　　三、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思路　　（一）避免机械化适用物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