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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简易程序立法修改几个问题分析 　　2012年3月14日，第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作了大幅的修改调整，在适用范围、条件及庭审模式、方法等诸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变化。新构建的简易程序迎合司法实务的需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联合制定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两个司法解释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其多年来实施中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简易程序的立法修改，无疑取得不小的进步，对司法实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从司法实务层面而言，亟须对即将付诸实施的立法条文作出更全面完整的理解和解释，在立法既定的框架之内用好法律，办好案件，并尽可能地在实务中弥补立法的疏漏和不足，“必须在确保案件质量基础上，同样重视、更加重视审判效率问题。要依法用好用足简易程序，hellip;hellip;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1　〕 　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实务运作 　本次立法修改，极大地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即不再限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而是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这意味着，除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案件以外，凡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无论15年，抑或数罪并罚超过15年的，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其适用范围之大、可判刑期之高，是超乎常规的，堪称世界之最。 　按照国际上的通例，简易程序基本上限于适用简单的、轻微的刑事案件。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23条指出，除严重犯罪不得实行简易审判外，“关于其他犯罪，立法机关应该规定实行简易审判的条件，并且规定保障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自愿性质的方法”，并建议：“简易审判只适用于轻微罪行，目的是加快刑事诉讼的进行和向被告人提供更多的保护。”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简易程序中，不允许判处剥夺自由一年以上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日本刑事诉讼中的简易公审程序，也仅适用于一年以下短期惩役或监禁的犯罪案件。我国澳门特区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诉讼程序适用于“可处以最高限度不超逾三年徒刑即使并科罚金之犯罪”案件。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基本上也限于适用轻微案件，即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以及大部分自诉案件。而新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几乎扩大到了极限。其长处是可选择性、机动性大，适用率高，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短处是实务中简易程序过当、过滥适用之风险及司法公正受损之风险也难免随之增强。 　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一重大突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简易程序的变异，既不同于大陆法系传统的简易程序，又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认罪答辩程序，也不同于司法实践中试行的“普通程序简化审”，而是三者的融合。因而在司法实务中，为具体运作方式留有较大的空间。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审判程序如果仿效原有简易程序进行，或者借鉴认罪答辩程序进行，抑或参照“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只要与新法的条文规定不存在明显冲突，均可视为未超越法律许可之范围。 　但就适用范围而言，仍需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坚持效率与公正均衡原则，尤其对于严重犯罪适用简易程序，须持谨慎态度。新刑诉法虽规定“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认罪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且对有期徒刑的上限没有限制，因此在理论上而言，不排除适用于一切严重犯罪。但在实务运作上，仍应有所保留为妥。从社会效果看，所有严重犯罪特别是恶性犯罪如抢劫杀人、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等都适用简易程序，均有失于法制的严肃性、威严性。并且对罪该判10年、15年的重大刑案，以简易程序审判，也有“草草过场”之嫌，缺乏程序的严密性和公正性。我国台湾地区为避免通常审判程序之繁琐，提高审判效率，曾于2003年在“刑事诉讼法”上增设了不同于原简易程序的简式审判程序，也对被告认罪案件采用简化审，虽然其适用范围也有很大扩展，但仍有明文规定“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排除适用简式审判程序。〔2　〕我国台湾地区还于2004年吸收改造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刑诉法上增设了“协商程序”，法院对认罪案件可以不经言词辩论，于控辩双方协商合意范围内作出判决，但实际处刑，仍以宣告缓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为限。〔3　〕这种对重罪、重刑案件慎用简易审的精神，可以为司法实务参考。我国新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司法实务在考量具体严重犯罪是否排除适用简易程序时，可以此规定为依据，作出自由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