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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成因证据因素分析及完善 　摘要：从古至今，刑事错案一直都是司法领域不可避免，无法完全杜绝的现象。近年来，冤假错案的频繁曝光，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危机。构建刑事错案的预防机制，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的可能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仅就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证据因素予以分析，并从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视角对刑事错案预防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刑事错案；预防机制；证据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77-02　　一、分析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证据因素　　（一）刑讯逼供、诱供现象普遍存在。　　在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中，口供曾经被人们视为最有证明价值的证据，成为当之无愧的“证据之王”。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采取刑讯逼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也应当予以排除，但是中国传统的“口供主义”、“口供情节”观念依然广泛的存在于侦查人员的意识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不择手段，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样就为刑讯逼供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证据的审查上，办案人员也习惯于以口供为中心组织证据，即所谓的“口供印证主义”。这种证明模式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已获取有罪供述的情况下，忽视对其他证据特别是无罪证据的查证。　　（二）诱导获取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它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进行裁量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难题。由此形成了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第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第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阻；第三，警察不作证。 证人不出庭，法庭审判的质证环节就不能有效的进行，法官很难对证人证言进行准确的判断，被告人的辩护人也无法通过与证人的当面对质进行有效辩护，刑事错案产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三）鉴定意见的错误适用。　　作为证据种类之中一种独立的证据，鉴定意见在发现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鉴定并不是真理本身，鉴定完全有可能存在误差。并且鉴定意见只能是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而不能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普通事实作出判断，甚至有时因为材料不充分或者鉴定条件不能满足等原因，鉴定人只能提出倾向性意见。对于此种情况，侦查人员若过分依靠，迷信鉴定意见就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四）实物证据的审查趋于形式化。　　虽然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其真实性会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实物证据的证明具有间接性，有时它并不会主动向我们展示什么，它需要司法人员去认知，分析，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不仅要关注实物证据的真实性，更要注意审查实物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且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才能被采信，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引导方向，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刑事错案的出现，如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中的 “实物证据”均系伪造。　　（五）现场勘验不规范，笔录制作粗疏。　　现场勘查中所做的记录出现问题或者存在瑕疵，可能直接影响到证据的效力。“勘查无论怎样周密细致，如果不能将其结果正确表现在笔录上，也没有意义的。笔录的使命就是在日后看到它的第三者，特别是检察官、审判官面前能再现勘查时的情况，像直接见到活生生的现场一样容易被理解、被认识，从而充分发挥其作为证据的价值。”许多刑事错案的发生都与勘验检查笔录有关，办案人员在进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时，由于疏忽和程序违法导致勘查笔录不能如实的反映犯罪现场的状态，导致重要证据被忽略。　　二、预防刑事错案的证据规则完善　　树立正确的证据观，完善证据规则，规范证据的收集，提供，认定程序，以期发挥证据最大的证明作用，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保证司法权威及公信力。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本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为律师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辩护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我国的相关法律理论也深深地受到西方证据理论的影响，但我国的相关刑事司法实践则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率微乎其微，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也存在模糊，不确定的现象，能否解决刑事错案的一再发生，此项规则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本土化。　　第一，明确关于“毒树之果”的处理问题。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可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是绝对排除，但是根据口供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一并排除，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我认为程序正义要优先于实体正义，即使“毒树之果”是破案的关键，也应依法排除，因为正是由于“毒树之果”跟被告人的口供能够形成证据链，极大的提高刑事错案的发生率。第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