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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析：法律控制实用主义维度 　　一、利益分析理论的提出　　卢埃林曾说：“庞德用干净的解剖刀解析每种理论，看它是否解释了全部的问题。每种理论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精彩的综合应运而生。”[1]45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将法律从概念法学构想的完美“法治神坛”中抽脱出来，放置于一个同文明和社会控制互动关联的现实体系中，以强调法律功能和实效的视角，沿袭从法律权威的渊源到法律调控的最终目的，直至法律的价值评价，由实然到应然、由实证到规范的分析脉络，层层递进地审视和解构法律。面对“文明社会对人类本性的支配力①如何产生、保持和发展”这一问题，庞德给出了主要依赖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路径②。尤其在国内社会利益结构发生重大变迁时，针对形式主义过分关注法律逻辑，忽视社会利益需求和法律实施效果③，以及霍姆斯将政治组织的强力视为权利依据和归依的主张，庞德围绕特定时空下的不同利益④类型，说明了法律何以成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以及法律调控限度的同时，推出了其革新传统法学理论以适应 “法律社会化”趋势的利益理论，突出强调了法律构成中所包含的强制威慑力之外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因素，以及法律对各种利益的确认、界分、协调及保护功能，旨在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提出意见。而作为规范分析的结果，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庞德也为自己的利益理论确立了“安全阀”，即确定利益保护序位的价值衡量标准及处理利益竞争的方法。至此，旨在推动法律向社会文明转化的利益分析理论框架就完整建构出来。　　二、利益多元：传统法条主义的法治确信幻灭中法律调控限度的显现　　庞德在论及“什么是法律”时，没有固守传统理想主义法律观的藩篱，即将法律视为万能的工具的思想，而以其锐利的眼光发现了存在于法律中的限度或者限制因素。这种来源于法律适用实践，对法律最为真切的认识无疑体现着鲜明的实用主义的特色。　　（一）概念法学严格决定论的“法治图景”日趋式微　　在概念法学盛行的19世纪，法律几乎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话，是客观封闭和逻辑自足的权威性价值准则。在此基础上的法治模式是以对全知全能的理性立法者的假定和对语言的确定性及形式逻辑完备性的信仰为基础[2]45。因此，法律能最大限度地消弭人类行为的肆意和武断，对社会生活进行无缝调控，能将所有纷争的事实涵摄于抽象概念之下[3]，并提供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故而，法律这台经过科学设计的精密“仪器”，能对所有社会行为进行“无空隙”的法律归类，法官如同“自动售货机”，只需将社会现实置入适当的规则、原则和标准中，遵照既定的规则和流程进行“逻辑操作”，这些规范就能适用，并且产生期待的“正义”和“效率”，而其真正的实施效果与对个人及社会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并不在法律的关注视野之内⑤。然而，在社会转型期⑥，这台仪器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传统形式主义所推崇的刚性法律确信中，隐藏了诸多对法律功能发挥的实际限制，许多疑难法律问题处于界定不明的灰色地带，在法律制度的末端呈现出与当初完美设计的预期截然相反的适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旨在立足于更高视野协调不同利益需求的法律变革势在必行⑦。　　（二）法律构成中的权力因素加剧实然状态下的法律限度　　耶林曾说过，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词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4]。法律之中必然包含强力或法律威胁，除了对公然背离社会秩序的行为予以强制外，更多的是有利于形成所有社会人均达成共识的服从习惯。庞德就将法律视为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适用社会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形式”[5]。法律秩序正是构筑在政治组织的权力或强力之上，通过人们相互间所施加的压力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因此，社会控制不能脱离强力的因素而存在。但法律在具有强力令一切顺从的全部力量的同时，也必然与依赖强力的一切弱点相伴相随。因此，若以为凭借强力就可以将社会控制的全部活动纳入法律的调整领域，对实然状态下法律的不完美现状视而不见，反而会削弱法律控制应有效用的发挥。为说明法律与权力相互纠缠影响对社会控制带来的负面效应，庞德特别以国际法为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效力表现：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在西欧“文明国家”协调意志基础上，反映自然法纯粹理性的近代国际法，尽管没有任何强力的支持，也能存在并被证明是有效的；相反地，20世纪以来同国家权力高度同一的现代国际法，正是由于没有跟权力划清界限，反而无法对主权的行使形成有效控制，呈现出“软法”特性，不利于国际社会的文明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⑧。因此，缺乏了公认的权威理想的指导和约束，没有以组织化和系统化方式行使的强力就会滑向专横、恣意和滥用等法律所追求价值的反面，成为法律制度效用发挥的障碍。　　（三）利益分析视角下法律的应有限度及成因　　1.法律限度的具体表现。庞德认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