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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环境及发展规划途径及其有效性 摘要 当人们对一些经典概念和模式，如最优化模式、生态最适模式、最低安全标准、承载力概念等提出疑问之后，环境与规划的论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指出：①以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模式指导规划都是非常局限和困难的，规划决不是一个环境和经济决定论的过程，而是一个可辩护的过程；②环境可能会对发展产生所谓的“顶极的”“绝对的”制约，对此，规划必须服从。但是，这种“顶极的”和“绝对的”界线是很难确切定义的，也往往是难以操作的，因而其在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意义是相当有限的。必须寻找一些新的有效的战略使规划过程具有可辩护性和可操作性。如何寻求和设计这种辩护战略是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领域。生态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表 1 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 [1] Table Approaches toward su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目标：追求经济效益，使总效 益与社会总成本之差值达到最大 方法：各类经济学优化方法目标：避免很高的社会成本 方法：包括最低安全指标（Safe Miniumu Standards）、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 Constraint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s）、发展阈限（Development Threshold）等 目标：追求生态适宜性和最佳关系 方法：生态适宜性目标：避免生态的不可逆恶化 方法：包括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等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 I. McHarg 的“自然设计”(design with nature)[6], 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 把该方法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 McHarg 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并广为。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 和 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 Simon 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