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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人格权定限转让 一、许可使用：蜷缩在人格权禁止转让原则下的人格权商品化方式 （一）人格权的商品化 受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人的本体与完全外在于主体的物被截然区分，昭示着人乃目的而非手段的道德隐喻。自此，人格及其构成要素被打上了深刻的伦理价值的烙印。人格权作为伦理性极强的权利，与人性尊严、自我实现等彰显个人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禁止让渡的正当性就在于体现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道德律令。由此，人格权的内涵被圈定在非财产性的人格（精神）利益，获得了不可让与性的定格，并走向了与财产权对立的进路。在可转让性上，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区分深深扎根于大陆法系民法的规范体系中。继受大陆法系民法的我国民法，同样也明示了人格权不得转让的规则。 在20世纪之前，“人格权禁止转让”的律令尚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平和相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容开始被冲突替代，它源于科技革命与商业经济的推动。科技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先进、精密的仪器，照相、摄影设备、录音设备、印刷技术、数码技术等，可以将人的肖像、声音等复制到其他载体上，然后被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些原来一直被认为内在于主体且与主体不可分离的人格要素获得了新的定义”“在技术的辅助下，他们都可以一定程度地“外在”于主体，具有了被使用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开始了与商业经济的珠联璧合，名人的肖像、声音等人格要素广泛出现在商品、服务之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也为人格权主体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商业经济赋予了人格要素hellip;第二含义，成为具有明确指向性、将不同对象区别开来的符号”。这一现象被描述为人格权的商品化或商品化的人格权。 从法律层面检视人格权的商品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结论：第一，人格权不再是非物质性的人格利益或精神利益的唯一的附着体，它同样也能为主体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财产价值亦成为人格权的内容；以财产价值的有无作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别的传统标准面临着重新厘定的契机；第二，商业化利用人格要素所催生的财产价值反射到人格权的权能上体现出了多样化与本质性的变革：人格权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精神利益，亦不再限于消极的防御权能”“排除或阻止第三人的妨害或侵害[3]；也吸纳了与获取财产利益相关的积极权能，如使用、收益等。第三，并非所有的人格权都能商品化，按照上面的分析，可以被商品化的人格要素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要件：首先，能借助技术载体与权利主体一定程度的“分离”而具有标识功能，如肖像、姓名、声音等；完全内在于主体的人格要素不具备商品化的可能性，如生命、身体等，“hellip;hellip;是基础性或内在性的，对于自然人人格的维护具有决定性意义，hellip;hellip;故这些人格要素的固有性与专属性不容改变，不允许商品化或商业化利用。”。其次，非与人的伦理价值密不可分。人格权普遍具有伦理价值，这是它与财产权区分的一个基础。但不同的人格权的伦理价值的强度并非完全一样，诸如独立的人格、自由意志、人格尊严以及生命、身体、健康等存在因其基础性与主体密不可分，被赋予了极强的伦理价值，不同于诸如姓名、肖像等存在，后者可以被相对“外在化”，虽也具有伦理价值，但并不浓厚。故后者可以被商业性使用，而前者则不能被用于商业目的的使用。 （二）许可使用方式在实现人格权商品化上的不足 人格要素可以进行商业性利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立法应当如何回应它，为人格权的商品化提供途径？ 大陆法系国家，囿于“人格权禁止转让”的金科玉律，法律将“同意”( Einwillung)规定为人格要素使用的方式。“同意”既可以以单方意思表示的方式作出，也可以“包裹”在一个授权或许可使用的合同中。单方的同意又称为允诺( Consent)，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不言自明，既然权利主体追求或不拒绝特定损害后果（在法律与公序良俗许可范围内），断没有再向侵权人追责的权利。故在德国法上，受害人同意的直接法律效果就是侵害行为的违法性由此被阻却①。在我国，受害人同意将使得侵害人免责。故，一旦人格权主体以单方意思表示“同意”了他人使用其人格要素，如公开其肖像、隐私等，首先发生阻却他人行为违法性的效果，他人行为亦不再构成侵权。并且伴随着此同意，人格权主体亦得进一步发生就其肖像、言论或其他资料之公开，在一定范围内授予用益权之意思表示之效力。“同意”若以授权或许可使用合同的形式作出，当事人之间关于人格要素使用的授权或许可的意思表示中，也包含了一个类似处分行为的意思”“人格权主体同意被许可人侵害其人格要素，故也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同意或者说许可使用的合同并非一个处分行为，并非作用在具体人格权上的可以导致其全部或部分变更、转让、消灭的行为，它只是在人格权主体与被许可人之间产生了债权的效力”“被许可人获得了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