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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及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举证责任 　【内容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举证责任 推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黑洞 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 但是检察机关很难侦破此类案件。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一个证实，一个证反，因此，不能确证待证事实。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能否从其他途径取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一般不能。第一，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在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解释；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第三，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便利，由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空间,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留下的证据相对比较少。第四，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第五，受贿犯罪是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于利益共同体，亲属只承认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不会承认将收受情况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罪无罪的的关键证据，并且亲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成为一个黑洞。 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证明 （一）受贿推定的立法经验 唐律规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官吏是否知情,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受贿推定立法技术相当成熟。 二十世纪初,正是我们抛弃亲属受贿推定规则时,英国人正为自己发现了受贿推定规则而欣喜不已;今天的中国法学家发现,原来唐律第146条与1916年英国防止贿赂法第2条异曲同工：以受贿罪被起诉之人，只要起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接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就默认为受贿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证据。此后被新加坡等多数原英联邦国家及属地采用。纵观以上国家和地区贿赂推定的立法背景,一般处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腾飞即将开始的历史性时刻。谁也不能否认,受贿推定在这些国家反贪法律中的核心地位, 也不能否认成功的反贪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我国现阶段,也基本属于这一历史性时刻。正是这些成功实践,使联合国采纳贿赂推定作为反贪贿的实际措施加以规定和推行。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受贿推定条款，但吸收了推定精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此五罪分列在刑法第八、六、四章,分布较广，此五罪是根据一定的事实基础,推定犯罪事实或犯罪故意的存在。 我国现行受贿案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