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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化有效路径 地方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化的有效路径 一、地方法治建设的逻辑可能性 　 　所谓地方法治建设，是指区域性共同体在国家法治的基本框架内。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就依法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调节各领域社会关系所做出的建设性努力及相应的具体制度安排。它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化。同时也是法治制度在最前沿层面的实践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本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多元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日趋扩展的社会人际交往不断增强着人们对法和法治的要求。对这种权利要求，地方性的公权机关往往最敏感，而且他们也往往最先承受此种社会压力。地方性的公权机构敏感于这种社会要求而在法治方面做出的一些建设性努力，即构成一国法治制度的最初萌芽。另一方面，国家的法治原则也必须在地方上得到贯彻和落实，国家的法治制度也应该在地方上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在国家法治的大框架内确实也存在一个地方法治建设的巨大空间。法治的发生逻辑决定了地方法治建设的可能，而法治的实现逻辑则决定了地方法治建设的必然。这是我们提出地方法治建设的基本依据。 　就我国情况而论，地方法治建设也是基于现实国情而应该做出的政治选择。我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基本素质都有明显差异：更重要的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法治的制度传统和文化传统，法治对我们而言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政治文明构件。对于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我们只能通过地方性的法治实践逐渐熟悉起来，逐渐形成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仰。因此，地方性的法治实践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最扎实最深厚的基础；而且，我们转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轨道还没有几年，很难一下子就从国家层面提供一套健全的法治制度框架供各个地区复制，能够在整个国家各个地区统一施行的只能是基本的法治制度，更多的具体的法治制度还有待于各个地方的实践创造。这是地方法治建设的现实根据。 　 　二、地方法治建设的有益探索及其特点 　 　早在“二五”普法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了地方法治建设的初步努力。进入“四五”普法时期，地方的各项依法治理工作更进一步推进。“五五”普法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及时制定了依法治省(市、区)规划。继“法治江苏”之后，浙江又提出”法治浙江”的地方法治建设发展战略。其他省份和地区也在地方法治建设上做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通过这些创造性的法治建设实践，地方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地方法治建设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目前，地方法治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由地方党委发动，并把地方法治建设作为地方发展环境建设和地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党委是地方法治建设的直接政治动力源。地方党委提出地方法治建设首先是为了改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增强发展的横向竞争力；其次是为了规范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行为，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提升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秩序化程度：再次是为了规范公权力的运用，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地方党委对法治化的觉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地方法治建设的启动和进程。 　二是把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当前，深深困扰着社会运行和人们生活的是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这在行政机关表现为不作为和乱作为。在司法机关表现为司法不公。行政违法和司法不公现象在地方上尤其严重，常常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并时而引起一些群体性冲突。因此，地方法治建设必须把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作为主要着力点，切实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部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范问题。可以说，抓住了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也就抓住了地方法治建设的关键。 　三是以广泛深入的普法宣传教育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法治只有为最广大的民众所了解熟识和掌握。才能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自己存在和运行所不可缺少的深厚基础。基于此，各地在法治化过程中都把普法宣传教育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和开展“送法下乡”、“法律进社区”、“普法讲座”等活动，把法律知识普及到民众中去，使民众知法、懂法、守法，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逐渐强化民众对法律以及法定机构的信仰。这是法治生生不息的社会土壤。 　四是把地方法治建设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规范市场运行等工作结合并进。法治的客体是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法治的直接目的是社会的秩序化。因此，法治建设必须和其他工作结合并进。一些地方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约束政府的管制性权力，使政府真正转变到公共服务者的角色上来：另有一些地方以“平安社区”为抓手，推广警民联防、群防群治、治安与保安相互支撑的综合联防机制，有效地保障了一方平安；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