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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评价 　一、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　　在1930年代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进入全面抗日的战斗之中。正所谓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同样存在矛盾，主要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敌对性，不适宜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解决，比较适合运用说服、教育的人民调解制度来化解，因此，各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积极推行人民调解制度。　　西方文化的渗透，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化几乎完全所用。但是完善了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制度的“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构建了人民调解制度，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推行， 并且通过人民民主政权颁布的一系列调解制度的法规、条例等都使人民调解制度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为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创造了条件。1938年1月，在河北阜平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相继颁布了适应本地区的边区根据地人民调解的条例、办法，指示等。　　二、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类型　　抗战时期边区的人民调解制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形式，即民间自行调解、群众团体调解以及政府调解。　　（一）民间自行调解　　民间自行调解是指，没有经过专门机构调解，人民群众的直接解决争端，是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基本形式。也是推行新型民间调解的条件和群众基础。由于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告人一状，十年不忘”的厌讼思想尤为严重。就如1946年马锡五在《答考察边区司法者问》中指出：“在社会习惯上，千百年来早己存在着张三失手打坏李四，王大出来和解的习惯，这是良好的习惯，叫做息事宁人，排难解纷。”几乎每个村、每个乡都有“和事佬”，民间自行调解也因此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在抗战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形式下，民间调解制度的推进受到了一些阻碍：端正思想认识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除了人民群众，调解员、区乡干部的思想也需要改进存在一些必须克服的思想。　　（二）群众团体调解　　群众团体调解是指，争端各方邀请现场调解质量组织，其中，社团有自己的组织，代表和保护群众的利益团体和争议调解作为他们的日常业务。各种社团，是通过选举，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之间的纠纷属于大众，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如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在第四条规定：“由各自方邀请利林，亲戚和朋友，或者人们集团审查，从田间小区问题上的重量调解建议说服双方利益”。　　（三）政府调解　　政府调解是指，由基层人民政府主持的调解。政府调整在各抗日根据地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形式是典型的由区长、乡长等政府负责人参加，必要时邀请劳动英雄、公正者等的形式和群众在场协助。如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第5条规定：“前条所列调解不成立时，得由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申请乡（市）政府，区公署，或县（市）政府，依法调解之。前项乡、区县（市）各级政府接受调解事件，必要时的邀请当地各级机关人员及民众团体公正士绅，现场协助调解 ”。另一种方法是各边区广泛采用的形式，即建立各级人民政府专门机构负责调解工作”“调解委员会。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在民政厅内设第三科，县政府内设第一科，区乡成立调解委员会，具体的负责调解工作。政府调解虽然在性质上具有行政调解的特征，但实际上与群众团体组成的专门性的调解组织并无明显的不同，因此仍属于人民调解的性质 。　　三、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　　所谓自愿原则，是指在调解解纷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时，务必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不得强迫。自愿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不得有任何违反自愿意愿的情况发生，不论是调解内容、调解程序还是调解的最终执行，都必须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为第一要义，不得强迫或干涉；第二，在人民调解过程中，除了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外， 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该是符合当事人的意愿，不能出现任何逼迫等行为。例如1943年6月1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调解须得双方当事人之同意，调解人无论是政府人员、民众团体或地邻亲友，均不得强迫压抑 。对于调解过程中贯穿的合法原则，它既是在调解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真实合意”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　　（二）合法原则　　所谓合法原则，指的是抗战时期边区的人民调解制度既要遵守政策、法令，同时还要照顾民间善良风俗习惯。边区的人民调解绝不是简单的“了事主义”，而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且符合各抗日民主政权法律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在调解中运用政策法令，不仅能够起到宣传贯彻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能够分清是非曲直，是确保协议执行的保障；而调解中运用的善良风俗习惯，一定是能够积极向上的，且对社会起到良好推进作用的思想习惯，决不是落后的封建思想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