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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质量及金融发展关系实证统计报告 　　一、引言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amp;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amp;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图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政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图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政府来说，政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