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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及刑事推定 　 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应该是行为中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的具体事实，例如，盗窃罪的成立，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财物，然后有窃取的故意和不法所有目的；杀人罪的罪过，要求行为人认识到他人是有生命的人，并且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意思；妨害公务罪的行为人对公务执行的合法性必须具有明知。因此，明知是否存在，是故意判断的起点。在很多情况下，具体行为对象特殊，对其是否存在明知可能导致构成要件改变的，对该对象的认识当然就属于故意的内容，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对于明知，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通过推定的方式加以判断，在理论上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我国学者认为，在刑事推定中，涉及主观构成要素的推定形式最为多见，其中对“明知”的推定，种类繁多，大致包括两种情况：（1）立法型推定。在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罪，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罪中，行为人只要持有该特殊物品，就可以推定其明知。（2）司法型推定：包括对走私故意的明知推定，对骗购外汇罪中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的明知推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犯罪所得财物的明知的推定，强奸罪、嫖宿幼女罪中对幼女的明知的推定。[1]但是，如此理解关于“明知”的推定，是否存在扩大刑事推定范围的问题？实体法上如此较为宽泛地理解“明知”的推定范围的依据在哪里？目前司法解释文本中关于“明知”的解释方法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更好的表述方案？如此等等，颇值得研究。 一、分析前提：明知的种类 （一）总则的明知与分则的明知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为数较多的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明知”是确定犯罪故意的前提。 总则的明知和分则明知的关系表现在：（1）总则明知和分则明知的外延并不一致。分则明知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求行为人认识行为对象的特殊性，范围相对较窄；总则明知则要求认识行为对象、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范围较宽。确定分则明知，为判断总则“明知”提供了条件。例如，刑法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成立条件。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然后才能明知自己行为的可能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结果；如果不具有分则的明知，则不可能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质与危害结果，在具备分则明知的场合，总则的明知才能确定。（2）对于所有故意犯罪，都必须具备总则的明知；在多数分则条文中，对是否明知并不做明文要求。（3）分则关于“明知”的规定，大多属于可有可无的提示性、注意性规定。即便没有关于分则明知的规定，对判断故意的标准、过程都不会产生影响，司法上仍然应根据总则关于故意的规定，确定必须明知的事实。例如，刑法第227条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条文中并没有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而倒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求行为人具有这种明知。立法上的考虑主要是行为人往往倒卖大量有价票证，其事实上明知是假币，所以没有必要特别提醒。司法工作人员处理类似案件时，基本上也会本能地作出反应，去查明行为人在倒卖有价票证时，是否明知其属于伪造。同理，即使刑法分则关于持有、使用假币罪没有注明“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但由于假币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必须明知是假币，否则不成立犯罪故意。 总则中的明知是否具备，通常需要用司法认定的方法获得。当然，如果分则的明知是可以推定，那么总则的明知也是可以推定的。 （二）对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和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 明知，包括对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和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 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对构成要件要素简单描述，不需要法官作价值判断，单纯根据生活常识经验甚至直觉就可以判断违法性的情形。例如，故意伤害罪中的身体、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财物、劫持航空器罪中的航空器，都属于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必须由法官在个案中结合价值理念加以判断，才能确定不法内涵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强制猥亵妇女罪中的猥亵，侮辱尸体罪中的侮辱，故意杀人罪中的他人，贩卖淫秽物品罪中的淫秽物品等，都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在认识到特定客观事实的同时，就能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进而认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乃至刑事违法性，其是否具有明知，基本上可以直接认定。在明知的对象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时，行为人对其是否具有明知，需要进行认定，并不能简单进行推定。当然，此时，并不要求行为人的明知与法律规定的标准完全一致。例如，盗窃罪，要求明知是“他人的”财物。但如果要求每个盗窃犯都认识到，其所盗窃的物品的“他人性”在民法规定中的法律技术含义，那么，绝大多数盗窃罪犯都可能逃脱刑罚处罚。“实际上，认定行为人对规范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