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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刑事及解及其对当代启示 　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投毒一案，以执行死刑告终，黄洋死了、林森浩也死了，两个家庭也“死”了。刑罚之后又如何呢？抛开刑罚的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毋庸置疑，当今中国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受到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在此过程中，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经济补偿、社会关系的修复都是当事人双方难以左右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抚慰主要依靠报复心理得到满足。对于林森浩一案，笔者感到痛心，但又无所适从，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制度，试从古代刑事和解长期存在的原因、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中寻找答案。 　一、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 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为视角分析 　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一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传统农耕业将民众束缚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人口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中央高度集权，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国家权力一般只延伸至县级，县级以下的地区几乎是一个完全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自治状态。熟人社会中宗族、村落组织等在国家公权力无法触及的领域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根据民风民俗订立村约族制，宗族领袖们在处理纠纷时，除了考虑到事情本身，更会以这个宗族长远的世代情谊为出发点，这就使得解决纠纷的目的更侧重于社会关系的修复，而非单纯为了惩治，和解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二） 以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为视角分析 　1.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对于犯罪的治理，蔡枢衡先生认为：“原始社会的制裁是教导，而不是惩罚。”古代先皇作为后世文明的先导，历朝历代皇帝都以其为楷模标榜自己的仁义。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秦国凭借法家学说一统中国，但是，其法令严酷为后世所诟病，汉初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确立，孔孟主张的礼制以及“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最终成了沿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封建正统法制思想。刑只是为了维护礼制、仁政的最后工具，德行教化才是帝王统治的最高目标。 　2.和谐、中庸的、“无讼”的价值追求：中国的法律传统起源于先秦，经历多朝发展形成，并至隋唐时稳固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变法之前。尽管不同朝代，法律展现的特显不同，但是，封建正统法治思想所提倡的仁政、德政、中庸和社会和谐，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就使得在很多案件中，官员们并不完全追求实质正义，而是让当事人双方共同承担过错及责任。官员们“劝讼”、“息讼”不轻易审判，社会对讼师称呼为“讼棍”、颠倒黑白等负面评价，既是对百姓“厌讼”、“耻讼”的引导也是百姓“厌讼”、“耻讼”的反映。古人认为诉讼对双方当事人都无益处，“无讼”才是达到“和谐”、“中庸”的具体表现。 　（三） 以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体制为视角分析 　1.中国古代行政司法统一：中国传统社会里，不仅没有对犯罪的公诉制度，甚至连独立的司法体制也没有，国家实行行政和司法统一，上至皇帝下至县官，都具有行政官和法官的二重身份，其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司法的效果要为行政服务，所以现实纠纷中，官员愿意尽量缓和社会矛盾，而不是加剧紧张关系。中国传统的官员没有经过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专门训练，在诉讼的裁判中仍然适用儒家思想，以教化、劝谕、和解的方法，以求达到社会和谐。传统社会里的民事纠纷与轻微的伤害案件大多发生在亲友、邻佑之间、宗族、村落组织等往往有自我“稀释”的功能，官员，尤其是外来官员，很难在繁忙的公务中处理琐屑的纠纷，过于绝对的认定孰是孰非，在熟人社会中，对双方当事人关系的修复反而容易产生消极的效果。 　2.法令不足与官吏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地方官员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他们更重视情理上的公道正义，而非法律条文本身，法令的不足使他们还会采用儒家经典进行断案，甚至被标榜为楷模。一方面，立法技术有限，法条既少又缺乏体系性，难以满足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传统的官吏制度常常是异地为官且调任频繁，加之行政事务繁忙。因此，除了重大命盗案件、严重危害统治案件以外，对于民事纠纷及轻微刑事犯罪纠纷，法官不仅有权也愿意交由乡绅、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一则使案件解决贴近当地风俗习惯，另则当事人易于接受，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 　二、中国古代刑事和解的启示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回顾中国近百年法制，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律的移植成为现代法律极其鲜明的特点，但是法律背后的文化却被忽略。目前我国主流刑法理论界长期将所有刑事犯罪视为个人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侵害，把对犯罪的追诉和惩罚当做是对国家、社会利益的维护，被害人自身的利益往往被国家利益所吸收。被害人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物质方面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然而“和解”脱离了公权力的监督与审查，加害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