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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刑法学中社会危害性理论地位及发展策略探究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历史渊源 　（一）历史的角度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社会主义刑法学说体系，在认识和评价犯罪的问题上，都需要回答“犯罪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犯罪的本质取决于犯罪的发生机制相关的三大差异，即人类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差异，个体之间的差异，个人欲求的期望值与现实满足度之间的差异。 　关于这几大差异，这要从社会契约论谈起，霍布斯把人类的原始状态描述为一场人人为敌的战争，“由于缺乏国家或者政治权威，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处于事实上的平等，所以无法出现一个人征服其他人的状态。同时，由于资源的相对匮乏，自然平等的人们必然会欲求同样的东西hellip;hellip;霍布斯因此说，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其中，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当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显然，摆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有缔结社会契约才能摆脱无休止的战争，进入政治社会，因此，需要一个凌驾于社会所有人之上的利维坦，所有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主权者，而主权者基于公民的信任保障社会契约的实现。处于社会契约中的人们，必须遵守契约规范，在有限度的自由范围内活动，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且为违反规范而受到处罚，人类因此拥有了社会性。但人的生物性本能欲望则是没有止境的，为了调节和遏制欲望的膨胀，人类采取了两种方式，内部抑制和外部压制，对应在社会生活中就反映为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控制。犯罪行为，则被认为是对社会具有最大危害性的行为。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刑法学说史上的演变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其提出的“罪刑阶梯”就是以社会危害性大小为标尺建立的。有近代刑法学之父之称的费尔巴哈也探讨过犯罪的本质特征，他把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解释为对权利的侵害，“犯罪是侵害根据法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权利的侵害，国家以刑罚所禁止的必须是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行为以及侵害契约社会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设置的国家权利的行为”。 　随着刑法新派的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李斯特则认为，社会危害性就是法益侵害和威胁，实质违法性就是行为对社会有害，即对法规范所保护的个人或全体的社会利益的侵害或者威胁。 　从形式古典学派，到刑法新派，刑法学家们一直在试图探究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以犯罪的本质特质为基础，构建起犯罪的形式规范性特征。 　而社会危害性被认为是犯罪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人们对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所具有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社会危害性。但社会危害性并不等同于社会危害，前者是犯罪行为的属性，而后者则是具体的体现，笔者认为，根据费尔巴哈的犯罪权利侵害说，判断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则不能根据其表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来论断，究其根本要看行为侵犯的权利的种类，换言之，权利是平等的，那么个体之间因为同一犯罪行为所遭受损害的社会危害性也就是相同的。但我们必须探究一个问题，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行为固有的属性吗？黑格尔指出：“自然的东西自在地是天真的，既不善也不恶，但是一旦它作为自由和认识自由意志相关时，它就含有不自由的规定，从而是恶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行为固有的属性，而是随着行为所依附的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和评价主体、评价对象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标准和价值需求对行为所下的性质上的定义而已，是人们对行为的自然属性与自己利益之间所形成的价值关系的评价。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在中国刑法学中的核心地位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石 　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是伴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传入而进入我国的。而前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学说，尤其是其构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对我国的刑法学犯罪理论影响非常大。在中国的刑法学中，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犯罪，而犯罪就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换言之，犯罪构成要件就代表社会危害性。而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并不能完成全部的定罪，对于有些危害社会而又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或者说行为在性质上存在模糊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这种积极的入罪功能，使得它成为犯罪的实质判断标准。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具有的双重功能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部分组成的，即新理论的犯罪构成体系，与旧理论的犯罪构成体系（四要件构成体系）相比，在判断犯罪的思维顺序上存在区别，新理论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两层次的判断，先判断客观层次，后判断主观层次，如果行为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