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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受贿罪主观超过要素 　 　　 论文 关键词 ：受贿罪 主观要素 超过要素 　　论文摘要：就受贿罪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受贿罪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纳入主观要素的范畴，并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类犯罪的隐性超过要素，进而得出在受贿罪的故意中，存在两元主观超过要素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作出有益探索。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在收受型受贿中①，如何理解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直接影响到该罪的认定，这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予以厘清。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类型的受贿犯罪日益给理论和司法实践造成一定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一些新类型的新型受贿犯罪形式作了明确规定，如何从中找出一般性的法理，夯实其法理基础，以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从受贿故意为切入点，展开对受贿罪的主观超过要素的探讨。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之定位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存废之选择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一般认为存在着客观说（旧客观说、新客观说）、主观说、不要说以及非法律要件说等不同观点[1]。认为应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是为不要说，但也有相近似的观点认为，否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的地位的同时，应该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量刑情节，作为受贿罪加重处罚的要件，是为非法律要件说。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有无及行为实施与否，均不影响侵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这一受贿罪的本质[2]。因此，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构成收买职务行为的事实。非法律要件说与否定说也有分歧，非法律要件说不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必备条件，但将其作为量刑情节，具有该情节的法定刑重于一般受贿行为。 　　笔者认为，不要说与非法律要件说的错误是比较明显的，理由如下：1.我国是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所以，作为拥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非国家工作人员，他除了具有特定的身份，还以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就决定了他需要也有人出于友情、私情、感情与他联络交往，这当中既难免有礼物的往来，如果取消了受贿罪中的“谋利要件”，就会扩大打击面，就会模糊犯罪与一般违法、违纪的界限，也会模糊犯罪行为与人们正常的礼尚往来的界线，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则一定程度上能将正常的礼尚往来排除在外，符合社会的一般常情常理。 　　2. 从受贿罪的客体和本质而言，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受贿罪的本质一般认为是权钱交易，但笔者认为将受贿罪理解为一种利益和另一种利益之间的“等价”交换。权力或者职务行为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出卖给行贿人，行贿人用财物去和受贿人换取的是基于权力或者职务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所能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可期待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获取利益的条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他人的行贿行为，只有当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向与可能时，行为人才会主动或者在一定程度的被迫状态（被索取）进行行贿行为。受贿行为是否侵犯了这种法益，关键在于收受财物行为是否与其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此，刑法条文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后，添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要件，旨在说明行为人收受的财物与其具体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或者条件关系。因而，为了体现受贿罪非法交易性的本质，也有必要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3.无论是客观说还是否定说及非法律要件说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认为受贿罪的本质是一种权钱交易。但是不必要说一个明显矛盾的地方，就是既然承认受贿罪的权钱交易本质，仅仅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又如何能反映权钱的交易关系？实际上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或者在人情往来关系中的馈赠礼物的行为均无法反映这种关系。非法律要件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由“利用职务之便”所包容[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或者把它作为量刑情节，不仅符合刑法理论和我国打击受贿罪的需要，也顺应了受贿犯罪立法的国际潮流并与公约的相关规定统一，参照 中国 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加入的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18条的内容确定该方面的犯罪要件。可以有效地发挥刑法打击(全面预防和控制）受贿犯罪的功能[3]。然而，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