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资源保护国际法理论基础剖析.docVIP

淡水资源保护国际法理论基础剖析 淡水资源保护的国际法理论基础剖析 地球，因其表面71%的面积都被水覆盖着而获得了“蓝色星球”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地球上的水很多，但淡水储量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3%，而且其中的68.7%又属于固体冰川，分布在难以利用的高山和南、北两极地区，还有一部分淡水埋藏于地下很深的地方，很难进行开采。淡水，是指水质中仅有微量溶解的氯化钠的水，是相对于海水的一种水体。从人类的视角来说，也可以称其为“饮用水”。目前，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地下水、湖泊淡水和河床水，三者总和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77%。然而，人类对淡水资源的需求量却愈来愈大，除去不能开采的深层地下水，人类实际能够利用的水只占地球上总水量的0.26%左右。 　全球淡水资源状况之所以不容乐观，除了上文提及的自然原因外，还有人为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等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于2003年说，如果世界各国不及时采取措施，全球都将面临淡水危机，由此可能引发“争水之战”的悲剧。[1]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显露在我们眼前，其突出表现为：第一，淡水消费急剧增加，可支配量减少；第二，为满足消费需要，淡水开采量剧增，水质下降；第三，农业、工业和都市的迅速发展造成淡水严重污染。咸海曾经是世界上第4大湖泊的淡水源，现在却已经失去其总水量的2/3，正逐渐变成废船搁浅、骆驼散步的荒漠[2]；在非洲、阿富汗、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国家，通常一个妇女每天打水的步行距离是6公里；2010年春季，我国西南5省面临世纪大旱，5000多万同胞受灾。这场罕见的世纪大旱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近500万公顷，其中40万公顷良田颗粒无收，2000万同胞面临无水可饮的绝境。[3]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这样的危机将越演越烈。淡水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对于环境保护和各种生命本身，都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一、讨论的前提淡水资源保护的法理基础 　在我们试图对淡水资源的国际法保护发展历程做出梳理之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已经横亘在我们眼前。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淡水资源？或者将其延伸开去，我们基于何种理由要保护环境？对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回答。 　（一）以人类为中心进行保护 　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就明确地将“环境”限定为“人类环境”，并且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宣言的前言中写道：“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4]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声称：“人类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这些说法从本质和外在上都带有很明显的“人类中心”色彩。 　张晓君和张辉将正义理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渊源，而其中的一种正义观即为“安全主义的正义观”。[5]按照其观点，正义中的“善”首先是安全，其后才能谈及自由、平等以及幸福。当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对于安全的需要也就愈加强烈。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霍布斯就假设了“人对人是狼”的这样一种自然状态，并进一步阐述道，人们为了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获得安全而将权力让渡给“利维坦”，由这个庞然大物来向他们提供保护。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进行调整，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变得愈发紧张，各种环境问题甚至完全可以将其称为“环境危机”不断出现。这一现状，使得安全主义的环境正义有了得到承认与倡导的必要。换言之，这种观点最密切关注的就是人类种族延续的安全性。 　（二）以环境本身为中心进行保护 　这种观点以环境为中心，重在尊重自然。它向我们提出了“人类应该如何适从这种对世界的伦理观”这一问题。[6]它改变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关注角度，转而尊重自然。这一观点有着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也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毋庸赘言，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就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人类消亡以后仍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对地球而言，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不过是匆匆过客。这也与唯物主义哲学所定义的自然环境的内涵相符合。 　如果将地球看做给我们提供容身之处的房东，那么，我们不过仅仅是在短暂的时期内租赁了这一住所的房客。就此而言，人类对地球环境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对同样作为“房客”的其他生物也有保护其生存环境的义务。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提及了“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7]这就意味着人类开始承认了人与自然世界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将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之后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隐含了这一点。这两个公约共同体现出了以环境本身为中心的观点，但目前尚未得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