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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爱民情感及司法理念关系分析 　引言 传统中国的“情法”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纠结，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关键议题，更是一个司法哲学的核心话题。流播广泛并且影响深远的俗谚“法不容情”和“屈法申情”，无疑昭示了“情法”之间在司法实践中的极度紧张；然而，所谓“礼法出于人情”或“缘人情而制礼法”，则又揭示了“情法”之间在法律渊源上的涵融关系。总体来看，后者所要强调的，乃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参酌人情，视人情为礼法制度的基础，以便反映人情，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谓“法律仅仅是情理海洋之冰山一角”①的喻辞，即是很好的概括；否则，必将难以制定合符人情的礼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意欲真正落实礼法制度，以及维护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也就变得难乎其难。但是，既没有普遍抽象的人情，也没有恒定不变的人情。因此，对前者来讲，普遍抽象的刚性礼法与具体变化的柔性人情，就会出现彼此背离的情形。如果坚持法条主义，司法官员往往强调“法不容情”；相反，倘若捍卫情理主义，他们每每主张“屈法申情”。而其结果，也就难免出现“情法”之间的紧张和困扰。而这，也是当下清代司法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课题②。 进一步说，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史上，究竟是固守“法条主义”的司法理念，抑或是践履“情理主义”的司法精神，也就成为判别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一条基准。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被称作俗吏或刀笔之吏；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则被誉为循吏或儒吏。如果我们放眼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固有特点，那就可以发现，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更为看重皇权统治下的集权控制，强调刑罚的作用；与此不同，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特别关注社会礼俗秩序/人情秩序的维护，倡导德教的价值，其中也隐含了“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毫无疑问，这两种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长期存在，显然与上述宏观政治文化的语境有关，他们都对建基在乡土社会上的帝国统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学术史来看，鉴于既有的清代司法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司法程序与裁判依据，即便讨论作为裁判依据的“情法”问题，也很少涉及司法官员的情感问题③；故而，为了稍稍推进我们对于清代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理解，本文尝试从司法官员的“爱民情感”切入，来解读清代中国的司法理念的一个面向，以期丰富我们对于“情法”问题的把握。这里，笔者拟将清代中国的具有循吏风格的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作为考察的文本，具体探究一下这种“爱民情感”究竟是如何与司法理念关联起来的，又是怎样予以表达的。 一、从《图民录》看爱民情感的基本原则 李泽厚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乐感文化”的类型，而“乐感文化”的核心，则是“情本体”。所谓“情本体”，是将“情”视作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这种“情”，既是情感，也是情境；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发生”的产物。从“情本体”社会的历史演变来看，在先秦儒家的原典中，这种“情本体”的文化意蕴特别深厚；但是，经由秦汉帝国的政治与思想的变迁，性善情恶问题，渐次成为专制帝国统治臣民的正统论断；宋明以降，由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情欲遭到了贬抑；明代中叶以后，情欲逐步得到了肯定和揶扬，然而仍然缺乏哲学的论证④。正是这种“情本体”的文化类型，构成了我们据以讨论清代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表达出来的旨在彰显“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的必要语境。 据铅山蒋士铨《忠雅堂文集》收录的《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记载：袁守定，字叔论，号易斋，江西丰城人，生于康熙乙酉年(1705)二月二十四日，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日，享年七十八岁。父母共有三子，袁守定是家里的老三。三岁那年，父亲谢世，全凭寡母节妇李氏抚养；八岁就塾读书，因刻苦而受到老师的赞许。雍正甲辰年(1724)入庠，丙午年(1726)乡试中举，庚戍年(1730)考取进士⑤。 关于袁守定的人品学术与行政风格，清代史料记载不多，除墓志铭外，李祖陶的记述颇可注意： 袁守定，字叔论，性孝，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不急于用世，以母命应制科，登雍正庚戌进士，任会同知县，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制变之才又足以达之。⑥ 这段文字对袁守定的人品、学术、才能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其中，作为“性孝”的佐证，乃是“以母命应制科”与“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寻膺行取，以母老陈请归养，晨夕事亲”两句。关于袁氏的学术，传记以“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和“晨夕事亲之暇，辄读史，手不释卷，盖志在名山之业矣。刻有《四书文稿》行世”来予以表彰。至于才能，则有“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及“中丞张公藩伯称楚中声名第一”⑦的考语。引文“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一句，尤可措意。这说明了，在袁守定的为官行政生涯中，正是本着“洁己爱民”和“忧民之忧”乃至“为民请命”的道德情感，才实施了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