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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健讼”问题解决途径 　一、清代我国的“健讼”之风 虽然“嚣讼”、“健讼”之类的词语早在宋代就开始出现在史料和一些司法文书之中，①但其在明清时期显然出现得更为频繁。对二十五史中出现的“健讼”、“好讼”等词语所作的统计结果显示，“好”“讼”两字连用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史》，其后呈现总体增多的趋势，即《宋史》之中出现3处，《明史》之中出现1处，《清史稿》之中出现9处(具体以“民好讼”、“俗好讼”、“民俗好讼”等字眼出现)；而“健讼”一词在二十五史中总共出现14处，除《金史》和《元史》之中各出现1处外，其余的12处皆出现在《清史稿》之中，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俗健讼”之类的具体表述。②由此可见，“健讼”和“好讼”两词在《清史稿》中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清以前的诸部正史。虽然这些词语的出现频率可能与史书编纂者各自的语词使用偏好差异有关，但上述统计事实也说明清代社会受“健讼”之风的困扰尤为严重。 宋代以降，尤其是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疆域内那些纷纷涌入各级衙门的大量词状不断昭示着诉讼正在日益嵌入越来越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③与此同时，“健讼”、“好讼”之类的文字记载，也在各地方志之中俯拾皆是。道光年间山东省的一份县志曾描述了当地的“健讼”风气：“乡愚无知之民，一有不平，辄尔兴讼，不量事之大小轻重，竟罹法网。有竞毫末财利者，有逞一时小忿者，有自处浑昧受人主摆弄者，更有无良奸徒乐观他人败坏、唆民致讼、于中取利者，虽屡加惩治，种类终难断绝”。④而这不过是各种地方志之中关于“健讼之风”、“好讼恶习”的众多记载中的一则而已。一份根据来自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7省的150余部地方志(涉及200多个州、县)所做的研究显示，其中写明当地“健讼”的地方志有70多部，而在江南地区有诉讼风气记载的70多部地方志中，明确记载“健讼”的有57处之多。⑤另一份对清代江苏、上海、山东、广东四省(市)的284种府志和县志所做的统计显示，其中有95种谈及当地当时的好讼风气。⑥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对清代的“健诉”之风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且不说由地方官绅主导编纂的地方志常常有粉饰太平的倾向，因而有可能对其地的讼风轻描淡写乃至避而不论，就说那些“寡讼”话语所描述的社会景象也未必皆属实情，实际上也可能是对当地“健讼”之风所做的一种文字掩饰。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光绪年间纂修的福建《长汀县志》记载，虽然明代“天崇以来，凌夷殆甚，科名星落，城社烟墟，讼狱繁兴，奸宄迭见”，⑦但“幸我朝道德齐礼，俾斯民革薄从忠，男女严峻其防，廛无幸货之妇，穷乏犹知所耻，衢少伏地之乞，室无怨旷，子女不鬻外乡人，各治生丁男绝鲜游浪，奢汰不竞，凶讼少闻”。⑧然而，根据17世纪的汀州府(下辖长汀县等多县)知府王廷抡所言，汀州早在康熙年间便“越控之刁风实繁”：“汀属之劣衿势恶，皆藉刁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专以唆讼而网利，更有宁化、清流两邑之流棍，半皆驾舟于南台，上杭、永宁两县之奸徒，又多贸易于省会。此辈熟识衙门，惯能顶名包告，与讼师串通一线，指臂相连，辄敢遇事生风，便得于中诈骗。每有山僻之乡愚，以一日之微嫌，希图捏词以嫁祸，或因情词妄诞府县未经准理者，或因审出真情已经薄惩反坐者，或因自知理屈难以取胜未经控府告县者，一遇若辈扛帮，无不堕其奸术。内用讼师之簸弄，外有包棍之引援，遂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口角争端动云捆锁吊拷，地界接壤指挖冢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楚捏告诈赃hellip;hellip;”⑨从王廷抡所著《临汀考言》之中记载的案例看，长汀县民诬告缠讼成风，社会上呈现的根本不是“凶讼少闻”的景象。因此，“健讼”之风的区域分布很可能要比依据地方志之文字记载所做的统计更为广泛。当时的官员及其幕友们，更是对所谓的“健讼”之风耿耿于怀，纷纷在官箴书、官府布告和公务禀文中予以强烈谴责。而江西、湖南以及湖北等省的“健讼”之风尤为引人注目，被地方官员们视为臭名昭著的恶风陋习，甚至被拿来相互比较。⑩ 毕业论文 二、清代州、县衙门的理讼能力 其实，“健讼”在官方的话语中被日益视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州、县衙门处理讼案的能力直接相关。清代部分省份的省例和清讼章程之中关于清讼功过的规定透露了清代衙门理讼能力之概况。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拟定的《皖省清讼功过新章》对“旧案期限功过”作了如下规定：“自本年三月十五日起，凡在十起以上者予限一个月，二十起以上者予限两个月，三十起以上者予限三个月，一律审结详报，果能按限清结，各予记大过或功一次。倘逾限一月者记过一次，逾限两月者记大过一次，逾限三月者详请撤任”。(11)以此观之，当时安徽省各衙门每月平均能够审结的案件约在10起左右。此外，同时期在江苏省担任知县的许文濬，在抵任尚未满一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