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部困难领导人面对的挑战.PDFVIP

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人面对的挑战： 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和台湾问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一 本文撰写之际，离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还有近一个月时间，离开将 由这次大会和随后中央全会产生的中共领导层有足够全面、明确成型的治国表现大概更是经 年累月，以致目前还不能对它们表现做出可靠的总体预计。出于广大中国公众和国外舆论迟 至当今仍不免猜测、估计和议论的种种原因，人们甚至还不太能很有把握地预期十六大确实 会实现“换代”，即“第四代”领导人从“第三代”领导人那里接班，而那是一年多以前被 广泛认作当然而极少遭到怀疑的。因此，现在要讨论新领导人的基本治国方略，包括其对外 政策和对台政策，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至少是因为我们至今甚至无法真正肯定 中国共产党即将有一位新的最高领导人，连同一个确实新的最高层决策班底。 不仅如此，即使“第四代”在今年底和明年初先后出任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 也仍然有一些惘然或困惑的因素，使人难以颇为可靠地勾勒出一幅如此的中国未来国策草 图：它虽然不可避免地比较粗略、但仍然展示出它们的新的重大特征。首先，有一切理由可 以认为，在此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就几乎所有头等重要的决策而言，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大 概仍将直接或间接地试图发挥、而且肯定往往能够发挥终极的决定性影响。其次，即使在可 能设想的最好情况下，“第四代”最高领导也必定需要经过五至六年，才能真正牢固地确立 起为了展示和实施新的治国方略必需的足够权势基础和个人权威，如果他有这样的治国方略 的话（当然其“新”的程度和范围至少在起初几年里大多必定相当有限）。在这一方面，他 面临两项大概特别重要的不利因素：（1）“第四代”领导层内很可能将有如此有力的人物， 其实际的权势资源和政治技能似乎不亚于他，而在政治精力方面肯定超过他；（2）他在国家 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三大关键领域担任领导职责的经验很有限，这除了必将使他面临在这 些领域内颇长的学习过程和颇重的学习任务外，还增大了他依靠别人、因而与之分权的必要， 而这些人中间难免有其实在和潜在的竞争者和 “不够合作者”。最后，令人不大能够展望或 预测未来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很不清楚 “第四代”最高领导怀抱怎样的有其个人特征的政 治思想、治国抱负和战略倾向。近两三年来出现了一些间接的迹象，使人大概可以认为他内 心倾向以较大力度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他相对年轻并有优 良的受教育经历，这令人可以进一步比较乐观地期望他怀抱政治创新意愿的可能性。然而， 即使那些比较内圈的观察者，业已知道或觉察的也只不过如此。大约 10 年来，在权力愈益 集中、权威关切愈益强烈的 “第三代”核心领导人之下，他始终采取极为审慎的低姿态，始 终是最高领导层内最少个人行为风格和话语特征的人物，尽管对他的智力和情感亲和力，几 乎所有同他会晤过的不多的西方人都留有较为深切的好印象，也尽管大多数中国公众相信他 有才华但不喜外露、居高位但不贪权势、尚实干而不慕虚荣，这些都属于中国大多数民众在 其政治和道德文化传统中喜欢的品质，也是他的很重要的政治资产。 然而，虽然必须做上述种种保留，但它们远非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十六大以后中国国策的 1 大致方向、甚至其中许多具体内涵做出比较准确的预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 国的确曾经几度以非常重大的国内变革或对外行为（北伐战争、1949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革命、1950 年入朝参战、60 年代与苏联决裂、70 年代末发动和 90 年代初显著加速改革开 放）大大影响了东亚国际政治甚或世界政治，但远为常见的是相反的情况，即外部世界的基 本状态和重大变动影响、引发、甚或直接间接地塑造中国国内大局和根本国策。不仅如此， 经过 20 多年改革，在中国社会愈益增进的复杂和自主趋向面前，中国国家的权能与改革前 的 30 年相比已经大为缩减；国家领导层早已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一两代的“革命魅力型” 变成了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