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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从静态角度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反映为团体格局。“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是由费孝通首先提出的, 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的圈式结构,西方社会则是一种相同的团体秩序。费氏还指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网络,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显而易见,这就是链式、圈式和网式信任结构的静态社会基础。 从动态角度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欠流动社会,而西方社会是流动社会。 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历时性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的,它本指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移动,一般又包括了地理空间的流动。 费氏提到,“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欠流动社会。正是社会欠流动,中国社会结构相对凝固,人们的联系便成为以“己”为中心的圈层格局,如果想和圈外的人建立关系,必须通过多次人际间的链式交往。然而,西方社会却是充满着变革性与动态性的工业社会,社会流动相当频繁,人们之间互相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便也不难理解。改革开放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流动发生着巨大变化,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结构,或者说,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中国的链式和圈式信任结构就是这样一个深刻影响的结果。 * 社会关系 根据费氏的描述,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同时说明,中国人交往的范围是地方性、区域性的。中国人通常使用“熟人”和“生人”来建构信任模式。费氏曾指出,“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比较起来,西方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范围较广,是一种普遍性交往,一般不会熟悉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样程度。这种陌生的根源显然在于西方社会的原子化和团体化。所以,西方社会信任不是建立于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而是建立于通行或普适的社会契约。 文化观念 韦伯将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归因于儒家伦理,西方社会的高信任度归因于新教伦理。他说:“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与此相对的是清教徒对教友的信任,特别是从经济上信任 教友的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正当性,因为它是受宗教制约的”。福山亦有.类似观点。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常,’)和“等差之爱”(“亲亲、仁民、爱物”和“推己及人,’)。在此情境下生长的信任结构必然是具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链式和圈式的形成在乎情理之中。然而,“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在新教伦理的孕育下,西方社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伦理品质的基础上,其结果自然是客观、平等、普适的信任结构。 * 法律秩序 依照费氏的说明,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西方社会是法治社会。费氏认为,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礼和法律无异,它们不相同的地方是,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的是传统。也许在一定意义上,礼治和法治不过是社会法律秩序的不同形式,但不同的法律秩序无疑会造成不同的社会秩序及其信任模式。礼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是传统化、伦理化和血缘化的,由此所建构起的信任结构囿于有限的范围和空间。法治则是集体的意志和普遍的服从,而这显然是网式信任结构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 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来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信任结构是与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是“嵌入”社会的,这就是说,中西信任结构各自是中西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把它们割裂、分离开来对待;信任结构的转型是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对应的,传统信任结构的改造,抑或现代信任结构的创建超越不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 本方案严格保密，只对代用名开放。 2011-9-21 信任结构研究 * 信任链、信任圈与信任网 韦伯认为,信任有两种方式,即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 郑也夫从信任的结构上将之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人格信任就提岁寸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亲族、领地、同乡会、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