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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机构：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向﹡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课题组 杨 团执笔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是公法人性质的法定机构和社会团体。红会综合改革要以走向非国家、非政府序列的法定机构和公法人社团为终极目标，改参公行政管理体制为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三重赋权下的法定机构体制，进行以基层志愿者为本、以公开透明为基础和前提的的治理变革，用(以)社会权力制衡公共权力的方式重建红会公信力。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 综合改革 法定机构 公法人社团 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第一个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也在这一年，党中央召开了18大，中国进入社会体制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红十字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纵观全球，只有红十字会是国际上同时拥有三重赋权即国家、国际红十字运动和本国公民社会赋权的唯一组织。这类组织的综合改革与一般社会组织的方向不同，因此路径、政策与策略也不同。 一、红会改革的方向——法定机构、公法人社团 红十字会不属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是私法人性质的社会团体，而是公法人性质的法定机构和社会团体。 法定机构是依据公法中的专门法设立法人兼具使命和精神，众多成员形成的组织体 我国目前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规定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法人类型来源于我国单位体制中的单位类型，并非基于公法混淆缺陷甚多我国法人制度局限公法人缺位根据公法理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定位为公法人或公法。 引入公是我国行政改革现实需要。借鉴公法人制度改造我国单位，完善外部组织形式与内部民主参与机制，公共服务效 说红十字会是公法人社团，是依照国际社会普遍应用的公私法的区分理论，红十字会法属于公法系列，依此法设立的红十字会系公法人社团。那么，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公法人社团。 法定机构与公法人社团有共性——均属公法人系列中非国家、非政府序列的组织体；更有个性——法定机构大都不是成员组织体，所以大都不会同时兼有公法人社团的性质；而公法人社团大都无需以特定立法设立 同时兼有法定机构与公法人社团两种特性的社会组织为数不多。在中国除了红十字会外，同类型的组织还有工会，村委会和居委会。在国际上，日韩的农业协同组合和台湾的农会也是兼有两种法律属性的公法组织。 鉴于迄今为止我国的宪法体系并没有按照公法和私法进行划分，我们可以根据红十字会法将红十字会定性为法定机构，却无法将红十字会定性为公法人社团。不过，按照国务院25号文件精神：“积极推进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18大提出的“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的意见，对红十字会这个特殊团体的综合改革，应该确立明确的终极目标——建成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原则、依红会法治理的非政府序列的法定机构和公法人社团。 以终极目标为红会定向，红会综合改革的基本任务就落定了。这就是以建设法定机构、公法人社团为终极目标，通过变革红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建设一个通过基层志愿者组织服务于易受损人群的现代红会的组织体制和结构，实现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红会的综合改革进程中，将红会明确界定为非国家、非政府序列的法定机构、公法人社团，并且建立符合这一法律定位和社会定位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与之适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对于借鉴国际通行的此类机构运作规则和机制，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体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红会拥有来自国家、国际红会联合会和红会基层会员的三重赋权，既有强大的国际背景又有直接伸向基层的广泛群众基础。在红会进行社会组织综合改革的试点，上可与全球社会相联，下可与城乡群众沟通，红会这种在本领域内国内外通吃的关联特征，以及领域跨界（横跨社会界与行政界）和制度跨界（参公管理制度、社团制度）的跨界特征，都是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无可匹敌的独特优势，它将为探索中国式的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协同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强大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的试点，在探索中国第一个法定机构和公法人社团的建设中若能取得成功，就会成为推动公法人类型的中国社会组织改革和政府行政体制配套改革的突破口。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党和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建立桥梁和纽带关系会是一个重大战略，红会的改革很有可能为此方向做出战略开拓。 当然，红会综合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步骤分阶段的进行试点。这个试点应具有宏大的包容性、极强的创新性和面对未来的衍伸性，是一个少说需要三五年、多则要六七年的过程。对此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充分重视发掘改革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