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央长征到达陕北.docVIP

第一章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 长征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曾说过：“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1] 一、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执行不抵抗政策，置日寇侵华于不顾，接连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次“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当时，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因素有很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内部广大官兵的不满；国民党虽集中50万大军，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各派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8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围剿”相差不多，只要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去指导战争，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统治下，却丧失了这种可能，走到了相反的一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使红军转战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受挫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博古、李德等人曾考虑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但是，他们对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始终处于犹豫中。直到9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阵地沦陷之后，各路敌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经匮乏，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他们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李德等人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对于战略转移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准备很不充分；部队也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有的部队在撤离战场后又匆忙踏上了新的征程；新征集的战士尚未完全集中和进行必要的训练，有不少新兵在转移后才陆续补入部队等等，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的出动”。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使中央红军难以在原有的根据地继续发展下去，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二、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 （一）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和初期的失利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瑞金、兴国、宁都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实行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觉察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阵势，等待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红军突围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人一改五次反“围剿”初期所推行的冒险主义和失利时的保守主义，实行了逃跑主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一味地命令红军西进，放弃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动迟缓，使红军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由于左倾领导人指挥错误，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虽经红军英勇战斗渡过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连同沿途的减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如果红军继续北上，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而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命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