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调解机制变迁社会选择以农村基层司法经验为视角.docVIP

纠纷调解机制变迁社会选择以农村基层司法经验为视角 　纠纷调解机制变迁的社会选择以农村基层司法经验为视角 　　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①，是一种介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的纠纷解决形式。从红色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到当代模范法官宋鱼水，善用调解之道的法官通常被誉为这一群体的楷模。然而伴随西学东渐及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调解与审判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日益显现，由于调解承载了过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功能的历史重负，以至于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人们对调解的态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调解在司法运用中曾一度衰落。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4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加强调解工作的司法解释就多达6件，仅仅2007年就出台了四项司法解释，调解再一次受到高度重视。文章将分析这一演变的背景以及伴随这一演变过程的行动逻辑。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的典型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注重法官主动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案情，运用情理调处纠纷的审判方式被作为“革命经验”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推广。严格地说，这种所谓的“审判”方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审判，没有诉讼请求，没有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是一种革命政权运用乡规民俗，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平息纠纷的过程，实质就是一种调解。这种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是与根据地特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首先没有可以依“法”裁判的法律规则，更别说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司法制度，也没有职业法官，充当法官角色的不过是红色政权的政府代表而已。因此，依靠乡约和情理说服的调解就必然担当起解决民间纠纷的责任。这也是在当时具备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对司法资源的充分应用，填补了法律的空白。 论文代写 　法官职业化改革前的调解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虽然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些法律规范，初步建立了司法机关，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基本上还是沿袭着根据地时期的治理方式，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化纠纷解决体制，司法是作为某个社会问题的运动化治理的临时工具。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我国开始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伴随着一项项法律规范的出台，法律体系逐步确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其核心是要革除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审判工作“正规化”、“规范化”。根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召开了第十七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提出了在“九五”期间，普遍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围绕着这一改革，合议庭制度，陪审员制度逐步建立，其特别意义在于确立了具有强烈对抗色彩的当事人主义。 　法官职业化改革后的调解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司法改革也逐步深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法官法的颁布施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都是这一改革成果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改革带来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变，法治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的治理技术之一，正是在这种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型过程中，诉讼和审判承载着的纠纷解决功能得到强化，精英化司法得以凸显，与精英化司法相一致的司法理念就是裁判专业化。国家建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以加强法律职业集体的精英意识。具有精英意识的法官常常强调依法裁判，不屑于与当事人讲情理，做调解说服工作，法院越来越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通过法律法理来说服当事人，过去那种“和稀泥”的调解受到轻视。 　当代司法对调解的重新重视 　从历史上来看，司法改革的历史阶段是我们迫切希望建立现代法治国家而大量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一个反映，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建构特征。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本土特征，带有明显的矫枉过正的倾向，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尤为凸显。我国现在共有3123个基层法院，占全国法院总数的79.3%，基层法院审判案件的数量占全国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90%以上，由此可见，基层法院仍是解决纠纷的主体。而基层法院所管辖的地区更多是农村地区，根本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靠礼治来维持秩序的，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被人们认为是破坏了传统的规则。②因此，他们对打官司本来就存在一种排斥心理，尤其是被告，他们不需要精英化的法官，他们看不懂使用“法言法语”的裁判理由，他们更多的需要在于一种“感觉上的公正”。法官只顾依“法”裁判的冷漠使老百姓质疑法官的公正性，也使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种对立。随之而来的是上诉案件的急剧增加和涉诉信访案件增多，大量案件得不到执行。执行难已经上升为一个法院最难解决的问题，司法公信力下降到历史的低谷。社会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越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