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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过失制度适用范围 　中国编辑。 　　缔约上的过失（cupla in contrahendo）由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或未完成时的损害赔偿》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以解决在缔约磋商之际，当事人因他方的过失，所受信赖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被学界誉为“法学上的发现”。1该理论一经提出后，即深为理论及实务界重视。1900年《德国民法典》将这一理论成果部分地采纳，即：未将缔约过失作为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加以规定，而是将几种典型的缔约过失行为在法典中分别加以规定。共包括三种情形，即不真实意思表示之无效或被撤销（第122条）、无权代理（第179条）以及给付自始客观不能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第307条、308条）。之所以选中这三种情形，大概是因为其在实务中发生的频率较高，因而急需调整。在民法典颁布以后，在德国的民法实务上，缔约过失责任主要委诸判例予以发展；而在法学理论上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例如，在其法律基础的问题上先后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以及诚信原则说之提出。德国法上的缔约过失日臻成熟、完善，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复杂、适用范围广泛的制度。2这一理论，使当事人在缔约之际，因对方的过失而蒙受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能够得到赔偿，改变了以前受害方不能得到救济的不公正状况，因而为世界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和立法所承认和采纳。但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以及接受该理论之后，本国法学对其进行的进一步发展，在比较法上，缔约过失无论作为法学理论还是一个实定法上的制度，都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差异。缔约过失在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即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缔约过失的适用范围，是对该制度都适用于哪些情况的说明，是将缔约过失这一原则性的法律概念予以类型化的结果。基于各国对缔约过失的内涵的认识不同，以及在归类时所采用的标准的差异，在立法以及学说上对缔约过失的适用范围的表述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别。合理确定缔约过失制度的适用范围，对于这一一般性法律原则的适用，以及进一步认识缔约过失制度的内涵与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编辑。过失致契约无效或不成立的情况。11日本则通过判例与学说，引入了缔约过失制度。其适用范围也与德国法上大体一致。包括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以及合同有效成立的某些情形，主要指标的物有瑕疵和缔约人违反保证。12 　中国编辑。视，而是因为私人间追究责任须从“期待可能性”着眼，对加害于人的结果须有预见的可能性方可追究其责任，17否则人将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很难自由地从事行为。而绝对性权利、法律与风俗具有对世性、公示性，可以作为筛选工具，决定何种财产损害具有预见的可能性，从而有必要予以救济。按照这种规定，在缔约之际，当事人因过失造成他人的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害时，除非能证明其违反保护性法律或善良风俗，否则难以追究其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而通过缔约过失制度的适用，对方当事人此时所受的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这可以说是对侵权行为法之不足的弥补。德国侵权行为法在此处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在当事人进入缔约磋商的阶段后，由于双方的接触，彼此情况了解的加深，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具有“期待可能性”。而这种具有可预见性的纯粹经济损害，依照德国侵权行为法所采取的标准，是不能得到赔偿的。即，某些纯粹经济上损害，并非是加害人以违反法律或风俗的方式造成的，但又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德国侵权行为法在对之的保护上存在漏洞。18因此，缔约过失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弥补了侵权行为法隐含的不足。19 　中国编辑。权结束正在进行的缔约磋商。从事市场交易的每个人都应当知晓，谈判有因对方的退出而不成功的危险，支出的缔约费用可能会变得无意义，而这种损失只能由自己承担。即使双方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当事人也应当了解到此时尚没有具有拘束力的契约，因而其对缔约必然成功的信赖，不应受到保护。而以恶意开始或继续进行缔约谈判的情况，则显然不能要求对方当事人予以合理期待。恶意的缔约磋商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中国编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