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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之规定于我国借鉴 菲律宾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之规定于我国的借鉴 菲律宾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之一。历史上，菲律宾长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6世纪以后，菲律宾陆续为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所占领，因此其文化呈现出东、西交汇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也使得我国对其法律的移植过程更加顺利。相较而言，菲律宾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规定较为全面，值得我国法律加以借鉴。一、中、菲两国对未成年人监护权刑事立法之概述 　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获得充分的监护权意义重大。对此，我国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特别法，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作了规定。但是从这些法律的现有规定来看，呈现出“重倡导、轻处罚”的特征。这些部门法中，并没有对相关主体违反监护权的行为直接规定处罚措施，而是要依托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和《行政处罚法》加以惩处。从近年研究的热点看，学界也是更多地从民事、行政领域关注不当监护下的未成年人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如提出应“构建独立的流浪儿童福利行政体系、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构建社会工作与民间组织参与机制”[2]，从刑事立法方面进行研究的则较少。 　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对于维护社会最基本的生活秩序意义重大。但我国现有刑法对违反监护权的犯罪行为，规定范围极其有限，主要体现在虐待罪、遗弃罪、组织残疾人与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罪名中。对于监护人的其他滥用监护权或重大监护失职的行为，刑法则没有规定。如此一来，不但不利于对未成年人成长的保障，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实施效果。近段时期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因监护失职行为而致未成年人伤亡的例子，如“广东小悦悦案”①、“毕节五男童闷死垃圾桶案”②、“南昌两女童被绞死洗衣机案” ③hellip;hellip;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谁应为此担责的拷问。因此，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有必要进行反思。 　菲律宾是一个岛国，虽然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近年来并没有什么亮点，但是其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立法保护则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当下的刑事立法所借鉴。不同于我国对刑法典的修改主要借助“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菲律宾主要通过颁行单行刑法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正。就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刑事立法而言，其主要体现在《菲律宾刑法典》和《特别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歧视法》（单行刑法）中。就立法内容而言，其调整范围较为全面，包括了对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监护失职行为、利用监护权实施的性侵行为以及对监护人资格剥夺等多方面。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立法规定之不足 　相较于菲律宾对未成年人监护权保护较为全面的刑事立法规定，我国主要在五个方面存在不足。 　1.将虐待罪的基本犯规定为亲告罪不合理 　中、菲两国刑法对虐待罪性质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在菲律宾刑法中，不论是《菲律宾刑法典》[3]第266条规定的“轻微肉体伤害与虐待罪”，还是《特别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歧视法》中的虐待犯罪都是公诉犯罪。如《特别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歧视法》[3]163第10条（a）款中规定，“任何人实施虐待、残忍对待、剥削儿童的其他行为，或者对不利于儿童发展的情况负有责任的，处较重监禁的最低刑”。 　对于“虐待罪”，我国刑法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从该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对于虐待罪的基本犯，我国刑法将其规定为“亲告罪”。如此立法，有学者指出，这是考虑到“这类犯罪比较轻微，且往往发生在亲属、邻居、同事之间，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一般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4]。但本文认为，将虐待罪规定为亲告罪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保障。一方面，未成年被害人主动追责的可能性较小。尽管我国刑法第98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但现实中，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往往缺乏通过司法途径来保护其利益的意识，甚至都不敢将其受到的遭遇向其他近亲属或检察院进行告知。另一方面，未成年被害人自己追究的难度太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63条的规定，“缺乏罪证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第264条规定，“对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从现有法律的规定不难看出，对于自诉犯罪，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方式。对于未成年被害人而言，让其收集监护人虐待的罪证，难度太大，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2.对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的行为规定不充分 　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的行为，会对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