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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社会地位及审判结果 　　摘 要：从侦查起诉阶段开始，到案件审判结束，被告的社会地位都显而易见，非常低下，这常常会使法官先入为主地产生一种印象以至于影响其量刑裁判的结果。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文化、观念、法律影响等因素所导致的被告社会地位低下，并提出提高被告社会地位及维护被告权利的建议。 　　关键词：被告 社会地位 审判结果 权利 　　一、案例引进 　　2002年8月28日，云南省丘北县锦屏镇安乐旅社发生一起卖淫女被杀案件。根据举报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树红。第一次讯问王树红否认杀人。王树红被刑事拘留后审讯过程中没有作有罪供述，县公安局民警通过刑讯逼供手段迫使王树红作出了有罪供述并制作了讯问笔录。后根据王树红的有罪供述和有关“证据”，将案件移送起诉，直到真凶王林标被抓获才确定王树红涉嫌杀人案属冤案。 　　本案中被告一直处于劣势的地位，对于自己的权利从案件侦查开始就无从行使，即便在案件后续的上诉，提出侦查人员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等事实以前，被告人的权利因得不到有效的行使而最后使得案件变成了冤案。由此看来，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与公诉人的地位确实是不平等的，被告人通常处于劣势的地位。 　　二、 被告的社会地位 　　(一) 中国历史上的被告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血，不喜欢争斗、中庸思想、尤喜和平相处。中国的文化就是“避讼”的文化，诉讼被看做是羞耻的事情，倘若与诉讼扯上关系，身边人皆避之不及。中国古代的公诉方是为官的一方、是政府，政府的地位自然会比平民百姓的高，一旦走进县衙中受审，平民百姓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受审之人一定违法了。而古代府衙中为了向被告人宣扬官府的威信，进入公堂不问缘由先打来人。即使被告人是无辜的，但一经怀疑并接受审判时，是否犯罪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人会先入为主认为被告是有罪的。在诉讼中，古代府衙总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俯视被告，加之先入为主的标签观念，被告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二) 不同社会背景的被告的地位 　　人们对作为被告的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人看法是不一致的，在判断其犯罪动机时也会带上对被告人社会背景的看法来判断。 　　一个社会背景良好的被告，其审判结果可能会比社会背景不好的被告要理想。多数人认为一个社会背景良好的人，说明他在生活中一直以来都遵纪守法，普遍素质都比较高，而这类人犯罪原因更多是迫不得已或者激愤犯罪等等，实际上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也更容易接受审判结果，重返社会后也能够遵纪守法，法律的教育效果在这类人的身上能够很好地实现。 　　而对于社会背景不好的人，这类人一直都生活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中，素质普遍较低，对于法律的认识以及学习都不足，遵守法律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并不那么重要。重新回到社会之后，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仍会存在一定的威胁。因此对社会背景不好的人或曾经有过违法记录的人，其审判结果通常要和社会背景好的人相差较多，可能会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有所偏重。 　　(三) 被告的供述义务 　　我国并没有如美国一样规定了沉默原则，这对于被告来说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利的。在我国，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权利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自己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讯问的时候，其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该如何行使。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虽然在近年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已经完善了被告的权利，但与义务相比，则这些权利也算不得什么，毕竟还是案结事了更重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在实际上法治观念仍然在过渡期，仍然存在一大部分人认为实体正义比程序正义重要，程序不过是走过场。 　　在实践中如实供述、坦白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的义务被无限放大，被告方和公诉方处于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就是立法所造成的使得被告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 　　(四) 被告自身的力量 　　不论被告是普通人还是世家名流，不论被告是个体公司还是上市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相比公诉机关背后的国家力量而言，被告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无法与公诉机关抗衡。财力雄厚的被告人唯一的优势则在于有足够的资金雇佣实力卓越的律师为自己辩护，而没有资产能够利用的被告人则只能受公诉机关无形的压迫下苦苦挣扎。虽有法援制度，却也不足以改善被告人的社会地位问题。实际上存在很大一部分的接手法援案件的律师并不愿意努力为当事人争取权益，因为案件棘手，感觉回天乏术，这使得律师消极对待案件。 　　在身后的力量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何能让被告人和公诉机关的地位相平等呢?如何期待被告人在巨大压力之下找到平衡点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被告人的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和具有国家力量支持并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公诉机关相提并论。 　　(五) 被告的社会地位与被告的权利关系 　　由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一部分公民对于法律的理解大多仍停留在刑法才是法的观念上。传统文化中对于诉讼的羞耻感，人们视违反法律的人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