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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民事司法制度及实践中几个问题 　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民事司法制度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论文代写 　摘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民事司法制度已相对完备，但以往研究主要从文本的角度探究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特性和价值。本文结合一则民国时期鲍景惠与王玉贞离婚案件，从司法实践的视角来探讨了民国时期民事司法制度实践中的最高法院分院设置问题、上诉到最高法院案件的法律审问题、事实审中的“当事人主义”的司法原则问题。以期对今天法制现代化进程具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事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分院论文联盟；法律审；事实审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0-0129-03 　 　近代民事司法制度肇始于清末修律之时，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期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无论从法律文本，还是司法实践已形成一定的基础。但我们对其研究还很薄弱，主要研究大多脱离了司法的实际活动，只从文本的角度探究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特性和价值。恐怕很难对相关问题有准确的认识。因此，从司法实践活动中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司法制度的特质是必不可少的课题。本文结合一则民国时期鲍景惠与王玉贞离婚案件从最高法院分院的设置、法律审、事实审等方面探讨民国时期的民事司法制度实践中的几个问题，以期抛砖引玉。 论文代写 　 　一、最高法院文本上的唯一性与司法实践中的分院设置问题 　 　清末仿照德日制定了《法院编制法》，规定了四级三审制，最高法院为大理院，并规定在距离京城较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可设大理院分院，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时立法者认为最高法院唯一性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其必要性为：一是有利于法律解释权的统一。“盖以最高法院判决有统一全国法令解释之功用，设立多数分院，易致纷歧。”二是“语云立法期以百年，吾人不能盱衡目前暂时之情状，而故为迁就之立法”；其次看其可能性：一是清末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诉讼繁多，交通不便，实有设立分院之必要。但是“我国现在交通，虽未全臻发达，然视二十年前旧法编订时之交通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亦无取乎多设机关，”二是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的方式为法律审，“率用书面审理，现时邮政设施日渐完备，边远各省，并陆续增设航空邮递，书面传送，上诉案件无阻滞之虞，解释从同，法令适用有划一之效，权衡轻重。实以不设分院为宜。”如上旧法院编制法虽有大理院分院规定，而事实上并未曾设立。”“综上，当时《法院组织法》的制定者认为最高法院不应设分院。并且这种观点占了上风，于是1932年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法院组织法》中正式规定最高法院唯一，不设分院。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唯一性。 论文代写 　正是文本的这些规定，现在相当多教材和有关论著中基本上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的唯一，不设分院。 　但在实践中，就是在《法院组织法》公布实行后，在一些地区仍然设有最高法院分院。其中关于华北分院的设立。有其特定的背景，在1937－1945年间，华北在日军占领下，建立了华北伪政权，在北平设立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实际行使最高法院的职权，对第三审案件实行法律审。如鲍王案三审上诉到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可见实践中，至少在华北存在着最高法院华北分院，但这并不改变司法本身的实际程序。 　 　二、上诉到最高法院案件的法律审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审级上，一改清末四级三审制而采用三级三审制，“依民国十九年中央政治会议第231次会议决定之《法院组织法立法原则》，采用三级三审制。”前两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第三审由最高法院审判，又称法律审，是最高法院的审理权限仅为法律问题的审理和判断。涉及到法律上对特定事实和特定行为的评价问题。下面分析一下法律审的文本规定和实际操作情况。 　 　(一)法律审的启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三审程序，是有限的法律审。民事诉讼法对启动法律审作了一定的限制。 　一是不能越级上诉。 “对于第一审判决或其一部未经向第二审法院上诉或附带上诉之当事人对于维持该判决之第二审判决，不得提出上诉。”从鲍王案件情况来看，第三审上诉事项均为经过一审、二审后。由于不服第二审判决，而向第三审法院提出上诉，完全符合法律之规定。 　二是对第三审上诉案件的标的价额的规定。当时法律规定：“对于财产权上诉讼之第二审判决，如因上诉人所得受之利益不逾五百元者，不得上诉。前项所定额数，得因地方情形，以司法行政最高官署命令，减为三百元或增为一千元。”即诉讼标的必须最少超过三百元，最多应超过一千元，才能提起第三审上诉。在王玉贞的上诉中称“hellip;hellip;将原判关于赡养费部分判令一次给付二千八百八十元，赔偿费部分判令给付五百元并判令被上诉人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可见。原告上诉所得之利益，远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