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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释明权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释明权制度
一、释明权基本理论 (一)概念 所谓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表达不清楚、不全面、不适当时,以及提出的证据不充分时,法官采用发问、提醒、告知等方式,对相关问题向当事人进行释明,促使当事人明确表达其主张,补足未提出的证据。 (二)性质 目前,对于释明权的性质,理论界主要有三种学说: 1. 权利说。该学说的观点是:释明权属于法官的权利,法官可以结合具体案情决定向当事人释明或者不予释明。根据“权利说”可以看出,在诉讼中是否对专业问题进行释明,完全由办案法官自由裁量,这样就有可能违反公平正义的要求,有碍释明权制度发挥作用,同时极易发生释明权滥用等问题。因此,该学说存在不合理之处。 2. 义务说。该学说的观点是:释明权属于法官的义务,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释明义务,如果法官不履行释明义务,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义务说”可以看出,在诉讼中是否对专业问题进行释明,办案法官完全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只要法律有规定则必须一律予以释明,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法官的负担,同时导致释明权制度的运用不够灵活,进而影响诉讼效率。因此,该学说并不合理。 3. 权利义务说。该学说的观点是:释明权兼具权利与义务的性质。根据“权利义务说”可以看出,在诉讼中法官既可以行使这项权利指导诉讼,又必须依法履行这项义务保障诉讼有序,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强调的“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 比较三种学说,笔者更倾向第三种学说的观点,即释明权兼具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在诉讼中,法官是否向当事人释明,其享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这是释明权作为法官权利的体现;同时,当法官滥用该项权利时,其应当受到相应的制裁,这是释明权作为法官义务的体现。所以说释明权不能被割裂开的理解为法官的权利或者义务,应当理解为是法官的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释明权制度现状 (一) 立法现状 1.释明权的立法规定。我国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规定尚未形成系,大多分散在相关规定中。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提出释明权,其中第三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关于举证的释明,第八条规定了拟制自认的释明,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随后,2003年9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了当事人未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释明。2008年8月发布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了诉讼时效不适用释明权制度。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起诉的释明,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了案件受理的释明。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释明权的规定尚未形成体系,但该制度的雏形已经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形成。 2.释明权的立法缺陷。目前,释明权制度在我国已有相关法律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分散,没有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具体主要存在以下立法缺陷: 第一,我国法律对释明权的规定欠缺明确统一的指导原则,对释明权难以准确定位,这就导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释明权的理解存在争议,进而无法有效发挥释明权的作用。 第二,我国法律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规定的过于笼统,与释明权制度的丰富内容不相符,导致很难将释明权制度应用到司法实践中,而且一旦进行应用必定会出现诸多问题。 第三,我国释明权制度欠缺相应配套措施,比如,对于法官违反释明权规定的问题,当事人享有何种救济权利,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法官释明不当时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正是因为救济机制的欠缺,导致法官在诉讼中滥用释明权的问题难以解决,释明权制度难以发挥作用。 (二) 司法现状 1. 释明权的应用。随着我国理论界对释明权制度的高度关注,释明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步加以应用。在民事诉讼中,因当事人自身欠缺法律知识,致使其表达的诉讼主张和案件事实等不清晰,法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无法理解其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甚至影响法官对整个案件的审理,此时,释明权制度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法官采用发问、提醒等方式引导当事人明确表述其诉讼主张和案件事实,有利于促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如果当事人陈述的主张和事实不清,而法官又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结果必然是导致法官因无法真正理解当事人的真实诉求,造成当事人不愿接受审判结果,影响诉讼效率,损害司法权威。因此,将释明权制度应用到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合理时,为了保障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法官作为专业法律人士,向当事人释明其不合理的诉讼行为,促使当事人予以改变,从而充分发挥释明权制度的作用。 2. 释明权应用的问题。我国法官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法官行使释明权缺乏针对性。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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