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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人法律人格及权利能力 　「内容提要」与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人格利益等概念不同，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在形式上是法律逻辑结构的必然产物，在实质上是法律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表达。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平等自由人格的确认，表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因此，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立法体系编撰我国民法典时，应当克服其轻视“人法”的缺隐，明确规定自然人法律人格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自然人、法律人格、权利能力 　　在我国民法典的编撰过程中，自然人的法律人格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自然人的法律人格有无必要为民法典所明定？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典中能否成为法律人格的替代语？对于自然人的人格与团体的人格，应否完全同等的对待？……有一系列理论问题，尚待深入研讨。本文特对此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自然人法律人格的意义 　　自然人的人格（Personalita）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或者法律地位。 　　对于法律上的“人格”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具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人格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为“主体”的同义语；其二，人格为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即人格为“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其三，人格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名誉等，即人格为“人格利益”的同义语。①但就其原本意义而言，法律上的人格既不是指权利主体本身，也不是指权利能力，更不是指人格利益。 　　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在罗马法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称为“homo”，具有主体资格的人称为“caput”（“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②这种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称为“personalita”（人格）。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并非一切人均为权利主体。在罗马时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其须为“自由民”（status;libertatis），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其次，就民法关系而言，其还应当是“市民”（status;civitas）。③完全丧失自由权的人为“奴隶”（schiavi）。奴隶既无婚姻资格，也无交易资格，只能为权利的标的而非权利主体。④由此可见，法律人格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何人有人格，何人无人格，表达了立法者对人的一种基本看法，而罗马法之人与人格的分离，从根本上反映了古代罗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至于“权利能力”的概念，据学者考察，其产生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的欧洲。⑤权利能力为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是人具有人格的具体表现，虽然其在使用上经常被作为人格的替代品，但从历史渊源和表达角度来看，两者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而“权利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地位”、“人格利益”与人格本身，显然是不能等同的。人们在使用权利主体及人格利益这两个与人格有关的概念时，借用“人格”一词予以替代表达，只是一种用语习惯。 　　近代民法对于自然人之人格予以无条件的普遍承认，对此，我们通常比较强调其作为一项法律基本原则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公然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意指一切自然人均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这一规定被视为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在民法上的具体重申，⑥从而保证了平等、自由、安全这样一些进步社会的理想目标之实现。但是，民法之所以要对人的人格进行承认和确定，其首先是受制于一种决定法律之存在的逻辑结构。 　　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然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causa;omne;ius;constutum;est）。⑦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主体资格。由此，法律意义上的“人”必然具有与原本意义上的“人”（一种生命存在体）不同的属性：后者为自然属性，称为“人类”或“自然人”；前者为法律属性，称为“人格”。所以，从法律技术层面讲，人格或法律主体的概念与自然人的概念之间原本并无一致性，二者非属同一：自然人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如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法律意义上的人也不一定是自然人，如人的组织（社团）或财产团体（财团）。而当研究法律何以承认某些人或不承认某些人具有人格时，问题就离开逻辑层面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