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激励程度探究.docVIP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激励程度探究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激励程度研究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了１０多论文联盟年，成绩初步显现，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０．２８亿ｈｍ２，其中退耕地造林０．０９亿ｈｍ２，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０．１９亿ｈｍ２。 　退耕还林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国家生态安全，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退耕农户自利性经营活动的外部性实现，从而改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的关键在于还林，在于能否形成对农户投资林业的激励，从而形成自我造血功能［１］。由于机制的缺陷，现行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输血型”补偿，未能帮助广大退耕农户真正达到“因保护生态资源而富”的目的。在高额退耕补助的鼓励和政府政策的强制下，农民纷纷退耕，大片生态脆弱土地的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退耕还林工程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然而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退耕地上林木的成活率很低，树木稀疏，长势不佳，意味着农户参与退耕很积极，而对造林和管护却并不积极。张道卫［２］从产权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形成这一局面的政策因素，认为林业产业经营周期较长，政策多变，国有林业企业和林户的经营权与采伐权受到严格控制，很难对林业形成稳定的投资预期，因而农户不敢投资林业。奥尔森［３］明确指出生态建设是一项集体行动，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生态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惠益由社会公众无偿分享，农户个体面临着私益受损，理性个体是不会为生态价值的供给做出任何贡献的。 论文代写 　对农户在退耕地生态建设上没有付出应有努力的“不作为”行为，不能以“不理性”相责；相反，它可能正是农户理性选择的结果。经济学原理提示，现有退耕政策所形成的机制对农户参与生态建设可能缺乏应有的激励性。探究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对农户参与生态建设的激励方向及程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指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缺陷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生态建设的内在动因，并结合实地案例加以佐证。 　１ 现有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缺陷 　１．１ 政府主导、农户被动参与的操作模式缺乏激励 　政府主导、农户参与是一种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即由中央政府设计并提出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地方政府委托和激励农户来实现其生态目标。退耕农户作为代理者有限地在自身经济利益与政府目标之间进行理性行为组合。在这种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链中，农户的行为目标相对于中央的生态目标而言为多重性，既有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又有政府生态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也是多重的：既要使中央政府和农户满意，又要尽可能实现本政府收益最大化［4］。中央政府的生态补偿金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由地方政府发放给农户。而农户的努力程度与报酬并非直接相关，地方政府如果要抑制代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付出高昂的激励与监督成本。这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和不同的利益取向难以对农户形成持续有效的激励。 　１．２ 个体承包制不能激发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与天然林保护、环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不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以个体承包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工程的供给主体不是公共组织，而是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农户［5］。以生产粮食为目的的联产承包制，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此时农户与政府的利益目标一致。退耕还林工程是通过农户的自利性经营行为产生良好的外部经济，以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而理性的农户只关注经济利益。在土地私人承包制的基础上实施退耕还林，决定了退耕还林工程的主体是千万个追求私人利益、分散决策的个体农户，而要求提供的却是与他们自身利益不明确相关的公共价值，再加上未来的风险预期，个体农户显然不具备足够的造林积极性。而且每个退耕户只有有限的土地，因而缺乏规模效益，即使他们努力也很难产生足够的正外部性。Ｔｏｍｉｓｌａｖ等［6］对参与自然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ＣＲＰ）的农民的投标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关注环境效益，但更多的是关心可以对土地未来生产率产生影响的环境效益，而对公共物品之类的环境效益则基本不关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户造林不如种粮那么积极。 　１．３ 对生态林和经济林未实行差别补助 论文代写 　现行政策只是对生态林和经济林的种植比例给予了明确规定，而在发放补助时却并没有按照林种来区别对待。这对投入产出比截然不同的林种是不公平的，对那些种植生产周期长、风险大、甚至于在成长期没有收益的生态林种植农户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会倾向于选择生产周期短、收益见效快、风险相对小的经济林［7］。实际退耕还林中经济林的比例远大于２０％，甚至达到５０％还多。但经济林的生态价值仅为生态林的３０％，这样必定会使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大大削弱。如果国家对生态林和经济林采取不同的补助标准，每亩生态林补偿资金大于或等于每亩经济林的预期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