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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法治之途方法论
通向法治之途方法论
摘 要:随着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演进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法治主义者对待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除了坚持反对之于字意清楚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外,亦承认了在法律文本文字不清楚的情形下允许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可能与必要,法治反对解释的立场仅仅对应于近代法治主义;所以,“法治反对解释”只局限于近代意义的法治内涵上,而不能普遍化为一般意义的法治目的与法治要求;原意主义方法论与“法治反对解释”并非一回事,它们各自皆有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原意主义、消极主义方法论,还是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方法论,皆是通向法治之途的方法论。
关键词: 法治;法律解释;反对解释;原意主义
Abstract:With the evolution of “rule of law” from its modern meanings to its contemporary ones, as their basic position, the proponents of rule of law, while strongly opposing interpretation of explicit texts, have admitted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textual words. The principle that “rule of law resists interpretation” only responds to the modern meanings of rule of law. So it is confined to the modern connotations of rule of law and cannot be deemed as its general purposes and requirements. The “original-intentionalist methodology” differs greatly with “rule of law resists interpretation,” each of which has its specific connotations. No matter what they are, original intentionalism, passivism methodology, non-original intentionalism and activism methodology are all methodologies on the road to rule of law.
Key Words:rule of law; legal interpretation; resistance of interpretation; original intentionism
陈金钊教授针对笔者对他所提出“法治反对解释”命题质疑即《“法治反对解释”吗》一文, “经过思考与斟酌”而作出了“认真地回应”——《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诠释》(以下简称《陈文》)。笔者认真、仔细地拜读后,感到陈文不仅没有诠释清楚,反令笔者对其所提出的观点更为迷惑与不解。因为《陈文》除进一步论证了“法治反对解释”命题外,还重新提出了一些涉及许多带有原则性、普遍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仍然必须予以澄清,否则会引起一些误解。为此,笔者认为仍有与陈金钊教授针对他自认为是“对我国现实有重要意义的结论”[1]即“法治反对解释”命题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必要。故此再次针对《陈文》所涉猎的问题提出来与之商榷,以供方家批评指正。
一、法治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应当是什么
陈文主张:“反对解释是法治主义者的基本立场”[1]135,笔者则不以为然。笔者在《“法治反对解释”吗》一文中,曾指出“法治反对过度解释”是“陈文理论的核心”,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一问题[1]132。《陈文》对所曾提出的“法治反对解释”之命题的核心内涵即“反对过度解释”观点抛之一边,而重新对“法治反对解释”之内涵提出了新的诠释。《陈文》指出:“坚持法治立场的人反对解释,是指对明确的法律只需在个案中加以认定,而无需费力地去解释”;“日常意义上的解释是对不清楚的文本说清楚,清楚的文本不需要解释。反对解释实际上是要恢复解释一词的日常含义,要固守法律文本意义上的明确性。”“反对解释遵守法律的原意,认真对待规则的客观、明确的意义;对法律明确的意义不解释,只适用,这就是法治反对解释的姿态”。 “明确的法律反对解释,直接照办就行了” [1]135所以“对条文中已经清晰的概念,只须认真执行,无需进行添加或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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