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王安石变法.docxVIP

《水浒传》是汇聚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民间说书话本加工而成，其中的《武松传》已不再需要加工，早已经历了无数次再加工，炉火纯青，栩栩如生。作者施耐庵应该是说书世家，祖上所传下来的说书话本很多。施耐庵以自家祖上作为引线逐步展开书写江湖，这是从未有过之事。贼寇向来为士绅群体所不耻，《荡寇志》就是这类产物，而百姓更喜欢《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仁宗末年，接下来就是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正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历史时期，后果已经形成。史太公应该是作者祖上施太公，施家曾经作为庄主存在。王安石变法主要是青苗、免役、均输，其中为害最大的无过于青苗法。华夏以农耕立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耕地。当时人口总额约五千万，官府鼓励垦荒，免征税赋三至五年，此后作为永业田。自耕农可以经营一二百亩，大多属于河滩沃土。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长江、黄河是两条母亲河，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更是得天独厚，农家是很富足的。变法之前赵宋已经历了一百三四十年，所有人都认为赵宋可以千秋万代，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恒产才有恒心，而仁宗年间百姓是有恒产的，尽管存在贫富差别。士绅们以钱购买熟地佃租给农户吃租，通常税赋之外田主所得不超三成，否则农户宁愿垦荒。丁壮每年服役五日，就是出民工。士绅之家出钱由官府雇劳役，并无纷争。士绅之家有条件读书求学，“学而优则仕”，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生活是可以保证的，不一定依靠俸禄。三谏而不从则辞去，不把官位看的太重。自尊、自重、自爱是建立在有私家财产基础上的，而王安石变法正是剥夺私有建立公有，是温水煮青蛙。为的是北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李达佃种一二百亩地养活老娘与不学好的兄弟李逵是很无奈的，连媳妇都娶不上。官府推行青苗法春贷秋还，收利二分，李达并不需要。贷款额度是有任务指标的，国家是为了赚钱，并非为民服务。各级官衙成了逐利机构，权力经济迅速形成，权力主导一切。王安石是按推行新法的程度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官吏任免大权都掌握在新兴力量手里，不换思想就换人，拒不推行新法的发现一个换下一个。下面再加上一二分损耗，贷款收利就是三四分了。民间借贷通常是年利五分，并不容易借贷。李达不愿贷款，而李逵为之兴奋，非闹着要贷款不可，赌赢一把就回来了。贷款是需要保甲担保的，保长、甲长必须是殷实之家有偿还能力。李逵闹得不行，多次贷款都只贷不还，把担保之家赔得叫苦连天。衙门是不管那许多的，猪羊挑肥的宰。宋江尚好说话，戴宗可就没有颜面了，对欠贷户横加残害，多方敲榨勒索。李逵将人打死后逃走，李达被官府关押起来。幸亏田主出手相救，李达的愤慨可想而知。李逵投靠了戴宗，这是免役法实行之后产生的怪胎，流氓无产者们喜欢出入公门，官府征收人头税用于招用衙役，成为官府的鹰犬。青苗法推行三四十年后，“洪太尉误走妖魔”已经成形了，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涌现，白胜就是这么个流氓无产者。“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当时的民谣，白胜并非创作者。保甲长是由下面推选，保长相当村长。里长、保正则由官府任命，就是镇长、乡长。晁家过去应该是大户，担任保正，与县衙人员很熟。上挤下压并不容易，与宋江同气相求，引为知己。变法之前权力腐败现象很少，官员们知耻。变法之后官场不再知耻，梁中书公开每年向岳父蔡京孝敬生辰纲十万两，是公人们推车插旗一路招摇，各处官府严加保护的，公权力已全部私有化。杨志虽为官身，却是权贵的家丁，权力的鹰犬。上年生辰纲被劫，这次被晁盖一伙惦记上了，说不定还有多少惦记的。参加者大多是流氓无产者，没啥可失去的，例如阮氏三雄。空有一身本事，三兄弟连老娘都养不起，还不如上梁山了。官府只会残害百姓，不敢剿贼，欺软怕硬。均输就是官府垄断市场，垄断物价，贱买贵卖，对百姓巧取豪夺。货主们往往无端遭到关押，只好廉价将货物卖给官府，这是计划经济的怪胎。只讲权力，不讲道理，官官相护。破产农民被迫沦为庄户，也就是农奴，太公庄主们占有生产资料，受制于官府。有些庄园既上缴皇粮国税，又得向贼寇们上缴保护费，也就是借钱粮，只借不还。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贼寇遍地，均没有了恒产。神宗年间对新法尚且犹豫，神宗死后由哲宗即位，刚刚十岁，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王安石变法之前是儒家占据主流，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王安石变法后，殿堂之上全是势利之徒，只知利，不知义。天下无道，江湖道义取代了春秋大义，取代了王安石思想，是出于原始的正义。李逵的嗜杀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