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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权利视角解读《蝴蝶君》主人公悲剧根源

从文化权利视角解读《蝴蝶君》主人公悲剧根源摘要:《蝴蝶君》是美国著名的华裔作家黄哲伦的成名之作,这部戏剧是在一场虚虚实实的爱情中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本文将从文化权利的视角对《蝴蝶君》进行分析和解读,探讨主人公悲剧产生的根源,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实际上是文化霸权下的牺牲品。 关键词:《蝴蝶君》;文化霸权;文化身份 《蝴蝶君》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黄哲伦的代表作品。伽利马是个悲剧,虽然宋丽玲完成了情报任务,但是他亲手促成了自己心爱的人的死亡,对于宋丽玲来说,这何尝不是悲剧呢。目前,学界对于《蝴蝶君》的探讨多集中于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文化策略、后殖民解读及形象研究等。本文将从文化权利的视角分析两个主人公的悲剧来源。 一、文化霸权 从文化权利视角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理论依据在于:文化表征是指宗主国对别国实行殖民化过程和被殖民国家后来从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始终都占据着一个中心的位置。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利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殖民主义的或后殖民的文学并不只是说出了殖民者或民族主义者的想法,它们同时也起着使这些想法成形、对这些想法本身加以界定和进一步阐发的作用。33在《蝴蝶夫人》中巧巧桑对平克顿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甘愿做一只被人玩弄的蝴蝶。这是西方白人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概念化看法。由于西方强大,东方弱小,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西方支配东方,东方女性都是逆来顺受的甘愿屈服于男人之下的形象。由于《蝴蝶夫人》剧作的推波助澜,先入为主的东方女子形象占西方人的想象空间,制约其想象模式。这种东方主义的主观臆想在伽利马的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直至他遇见宋丽玲,他梦想中的“蝴蝶”,激起了他征服的欲望。即使伽利马在西方社会是个失败者,但由于他自己感于自己文化上的强势地位,他也觉得自己有权占有一位如蝴蝶夫人一般的东方女子。宋丽玲正是利用他这种心态,看破了西方男子对东方女性形象的自我构建,反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得到需要的情报。这对原有的东西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进行了一次惊人的颠覆。在欧美主流文化的强势干预之下,伽利马和宋丽玲都成为了文化霸权下的牺牲品。 二、文化的政治性 政治在根本的意义上,在韦伯和尼采的意义上,甚至在黑格尔和康德的意义上,归根到底是一种生存的政治,不是一种规范化或操作程序意义上的政治;但存在的政治也就是最广义上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自我意识、自我肯定、自我辩护和自我实现。这就是今天谈的历史和主体性的终极意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政治性。3121 在《蝴蝶君》中夹杂了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让东西方政治在一场虚虚实实的爱情下交锋。伽利马来到中国,基于他对东方主义的信服,信心十足地开展工作,搜集情报。直到他遇见宋丽玲,一个中国的间谍,明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角,并利用东西文化上的差异,成功地颠覆了巧巧桑的东方女性形象。其实,宋丽玲从未收获一点快乐,“她”既没有获得伽利马真正的爱恋,也没有获得来自祖国的尊重。生存是他最基本的要求,为了生存他宁愿放弃挚爱、欺骗挚爱,只因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在爱情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求生存。他是那个时代下文化政治的产物。在剧作中秦同志的话说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斗争的残酷及集体主义对个人个性的打击,他说:“你在每一个职位中都代表了我们的伟大的领袖的意志。”248所以宋丽玲对伽利马的同性之爱只能被抑制在集体主义的利益之下,想爱不能爱,还亲手促成了爱人的死亡。在剧本的结尾处,宋丽玲向伽利马展示了裸体,并且说到:“我是你的蝴蝶,在袍子下面,在一切背后,我一直都是我,现在睁开你的眼睛,然后告诉我,你爱我。”289从此可以看出宋丽玲对伽利马的爱是真诚的,但也夹杂着无可奈何,他的悲剧是集体权利对个人权利的打击危害造成的,同时他渴望的同性之恋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许可,是遭人鄙视的,也就只能被当作工具加以利用时才得以隐蔽地生存。政治性是文化交流所附带的一个性质,中西文化、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差异很大,不能深刻了解相互的文化背景,把彼此的信任建立在主观臆想的东方主义上,难免会造出交流的失败、悲剧的发生。 三、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界定自己?我与什么认同?怎样看待我与他人的关系?身份不是由血缘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26 伽利马以侵略者的姿态来到中国,中国文化的一切被他所接受和掌握的文化所涂改,一个永远臣服于西方、等待被西方救赎的东方形象被创造出来。在伽利马的思想中,中国的人和事,所有的一切都在等候着他的使唤和裁决。他在西方社会是个失败可悲的男士,妄图来到中国,到这个在他臆想中的东方主义国家寻求自己一直渴望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找回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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