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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本·阿格文化探究观摘 要：文化研究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更为政治化。本·阿格倡导的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性经验去神秘化，有助于解构后现代，因而实现现代性方案。本·阿格提出了去经典、去学科，反对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方法论，提出没有单一的文化研究形式，提出学院化的研究方式使文化研究致命地偏离了政治参与，这些欧美新左派的文化理论观点对我们准确把握什么是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文化研究；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64-06 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一直是学术界颇感头痛的老问题。本·阿格明确提出了：“文化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传统学科不以融入批评理论、文学理论、话语分析、妇女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流行文化。传统的学科束缚人们去追求文化研究学者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如，从电影理论到书籍出版的政治经济。当然，跨学科是一种时尚，至少过去10年前就已经是一种时尚。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期刊和课程与日俱增。虽然很多都只是停滞不前的学术界鸡毛蒜皮的改头换面，但是，没有理由拒绝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努力尝试，这是目前酝酿着的最富有成效的跨学科项目。”①作为一个激进的左派理论家，本·阿格提出，政治上最有效的文化研究工作是从学科内部“解构”学科，撇开别的学科去质疑其本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内部发掘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可以采取文化研究的视角，挑战各种占主导地位的，但又各不相同的从文本客观性到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的假设。“这里是一点忠告：文化研究拒绝成为僵化的程序：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是其认识论标志。因此，没有单一的或静态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同样适用于跨学科或学科内部。但这也是文化研究利弊相从的所在。”②本·阿格试图证明的是，学院化的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最终致命地偏离了政治参与，这一理论路径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知道，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两大重镇；前者一直处在学术研究的“主流”位置，而后者则一直处在学术研究“边缘”位置，这其中既有深刻的学术渊源，也包括某些权力之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证研究在西方，特别是在北美确实有悠久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实证研究包括一般性调查（survey）、个案研究（case study）、民族志式的研究（ethnographic study）、准实验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等。这种研究通常包括两大类：即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这其中还包括若干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批判学派的兴起和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有关系，当时马克思主义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及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问题，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为什么法西斯会起来”又成了批判学者关注的核心。可以说整个批判学派的兴起，是和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德国学术界关心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相关的。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因为受到法西斯的迫害而到了美国，开始研究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对个性的摧残、压抑的可能性，担心大众文化本身会不会带来威权的倾向。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希特勒利用广播来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美国发生？而当时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开始做实证研究，研究观众如何接受广播信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他的理论即是受众影响有限论。可以说，实证研究尤其是观众研究的兴起，除了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背景外，还有着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想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证明媒介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实证研究的兴起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科学、和超政治的。从那开始，就有了所谓的主流研究和批判学派的分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1年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1983年，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了一个专刊，叫Ferment in the field，阐述这两个学派的分野。但事实上，主流研究不仅一开始就是在与来自欧洲的批判研究的分野中发展，而且到了50年代末，实证研究就遭到了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判学术精神的抨击。 实证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路径，但发展到伯明翰学派时，理论整合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既强调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政治批判性，重视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又注重个案研究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