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异乡人记录异乡人.docVIP

张彤禾:异乡人记录异乡人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超过数亿的农民工变成异乡人，他们如候鸟般迁徙，但不知所向何方。图为春运期间深圳火车站等待返乡的农民工。 4月9日晚上，张彤禾女士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为《打工女孩》简体版的出版做宣传。活动开始前，她被数台照相机围在书店一角。等摄影记者拍完，主持人还未上台，她就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跟其他人一起等待。主持人介绍完毕，她才坐上面朝观众的嘉宾席，紧张地对观众笑了笑。 张彤禾似乎还没有完成从记者到作家的转变—她不是侃侃而谈的沙龙客。每次活动开场前，她都要念一段日记作为开场白。日记的主人是伍春明—《打工女孩》中的主角之一。她和另一位主角吕清敏都是在东莞打工的女工。2004年，张彤禾就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时，为了了解中国女工的生存状况，曾多次到东莞采访，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的采访对象。 张彤禾是美籍华人，如果不开口说话，没人会发现她是外国人。她的中文表达流畅，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因为忘记某个中文词汇而求助于英文。在讲座上，她认真又努力地用中文理解和回答每个问题。 其中也包括关于她丈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的问题。何伟曾是《纽约客》驻中国记者，因《江城》、《寻路中国》而被中国读者熟知。当有人问到夫妇两人以后是否会合著一本书时，张彤禾吃惊地说：“当然不会，写作是个人的事。” 2007年，何伟与张彤禾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住在科罗拉多州。两人在家各占一个房间关门写作，何伟写《寻路中国》，张彤禾写《打工女孩》。说到这，张彤禾笑了笑，说：“我们住在美国乡村，却都在写着中国的故事，很奇妙。” 女工说，快乐和成功一样重要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正在使用的iPhone，它的制造者在组装完手机后，跳楼自杀了；你穿着的耐克运动鞋，它的制造者在闷热的流水线车间里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每小时只能获得1美元的报酬。 这多少会让人不安。中国以密集且低廉的劳动力、弹性的工作时间迅速迎合世界市场的需求，成为世界级代工厂。远在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劳动者们以这样不安的假设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的“血汗工厂”是西方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媒体揭发工厂的阴暗面：“不人道”的工厂环境、监狱般的住宿条件、低廉得骇人的薪酬、军队式的管理方式、使用童工，以及缺席的加班工资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在西方消费市场中，印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无处不在，不仅企业家从中牟利，消费者也享受便利。 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促使西方媒体对大品牌，诸如苹果等公司施压，提出要求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环境、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加班工资等诉求。张彤禾身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是在面临如此困境时选择到东莞了解打工者的“悲惨生活”。同情，是她在未认识任何一个中国打工者时的心态，而在结识了东莞女工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令自己惊讶的改变。 “她们聪明、幽默、活泼，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外人所想的不同，赚取工资并不是她们最重要的目标。” 张彤禾在未赴东莞之前，曾担心与打工者的交流存在障碍。“要是花大量时间跟她们在一起很沉闷，她们也没什么跟我说的，怎么办？”尽管如此，她还是只身到了东莞。在结识伍春明和吕清敏后，她发现原来自己不了解工人。 她们并不只是被全球经济所盘剥的苦难人群，也不仅是流水线的螺丝钉，她们是活生生的人。张彤禾说：“她们聪明、幽默、活泼，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外人所想的不同，赚取工资并不是她们最重要的目标。” 1993年，伍春明刚到东莞时，她的工资是100元一个月，但她的目标却不是赚更多钱。她在日记里严格要求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了，你要看书，要学会讲广东话。你学不好广东话就是笨猪，还不如别在东莞打工，回老家算了。 她们所希翼的不仅是赚钱，而是改变自我。张彤禾写道：“这个女孩刚来到城市时，目标都是物质的，想要一部新手机、一件新衣服，后来的梦想变成：想要做一个快乐的、成功的人，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 事实上，从张彤禾的观察中，吕清敏和伍春明确实通过打工获得了她们想要的转变。与诸多农村打工者一样，她们在繁重的劳动中积累财富，也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知识。她们所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回农村，帮助父母改善生活环境，而她们留在城市，做好了跻身“中产阶级”的准备。 张彤禾曾在TED（在美国举行的集中世界上各领域优秀人物的非营利性会议）演讲中对苹果等大公司说：“如果真的想帮助这些女孩，那改变住宿条件是不够的，你需要提供一些培训课程，给她们提供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聆听对方真实的心声，而是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这不光是不准确，而且还是不尊重人的（做法）。” 张彤禾得出结论：打工可以帮助农村人改变命运。因为打工打破了社会阶级流动壁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