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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中股东资格取得问题[摘 要]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一大难题，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股东未实际出资能否取得股东资格和“隐名股东”能否认定为股东资格及其与名义股东、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两个重要的问题。在股东未实际出资时，是否实际出资不应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在隐名股东中采取何种学说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关键在于找到平衡股东、公司、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利益的结合点。对于隐名股东问题，应采折衷主义，对隐名股东资格的判断，应当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股东资格 未出资 隐名股东 资格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08）西民初字第12220号：原告李泰然诉称，李泰然与刘振全于2004年1月共同出资成立了汽车公司，李泰然出资9万元（并未实际出资）、刘振全出资21万元。在经营汽车公司的过程中，刘振全、李海玲在李泰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仿冒李泰然的签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李泰然拥有的汽车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到李海玲名下，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李泰然发现上述情况后，要求刘振全、李海玲确认、恢复股权，但遭到二人的拒绝。 法院经审理认为，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股东违反法定出资义务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丧失。因此李泰然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本院对于李泰然未实际出资不具备股东资格的观点不予采纳。 案例二（2011）湘高法民再终字第76号：刘光鲤、刘永静原系夫妻，2002年，刘光鲤、刘永静为与他人合股购买纺织厂（后成立吉首中宇公司），尚缺资金50万元，口头邀请刘光武筹集50万元资金入股，刘光武即筹集40.9万元交给了刘光鲤。2002年8月7日，吉首中宇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上有刘永静等25名股东，但没有刘光鲤，其中刘永静的股份75万元。2003年5月刘光鲤给刘光武补了一份收据，其内容为：“今收到刘光武交来入股吉首中宇公司款记币肆拾万零玖仟元（409000）整”，落款时间填写为2002年6月28日，收款人中刘永静的名字为刘光鲤代签。2003年6月，刘光武在知晓自己在中宇公司无单列的股份，所投入的资金全部记在刘永静的名下时，双方为此发生过纠纷。截止2003年8月，刘光武陆续从刘永静、刘光鲤及中宇公司处取款18.9万元。2005年10月至2007年10月，刘光武从刘永静处取得红利款10.38万元。 法院认为，认定股东资格包括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个方面。实质条件是指股东实际出资；形式条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文件等对股东姓名或名称所做的记载。以刘光武无任何符合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为由不予确认其在中宇公司的股权，以其通过刘永静实际进行了出资为由，认定刘光武拥有刘永静在中宇公司股份中的部分份额，并享有该份额的收益，属于“隐名股东”，但并不是公司股东。 案例一中涉及的是股东未实际出资能否取得股东资格的问题；案例二涉及是的“隐名股东”能否认定为股东资格及其与名义股东、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将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股东资格的取得问题。 二、股东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资格问题 关于股东未实际出资能否取得股东资格问题，理论和实践中对其理解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否认股东地位说和承认股东地位说。否认说认为，股东对公司出资是其最根本的义务，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能够获得股东资格和身份，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立法者要求股东向公司资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资本确定真实，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交易安全。按照该观点，案例一中李泰然（股东未实际出资）即不具有股东身份。二是肯定股东资格说。我国新《公司法》采取了授权资本制，这样使得实际出资与否与股东资格的取得与存续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履行出资义务直接导致向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及行政处罚责任等，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否定。因此，违反出资义务仅产生违约责任、补足责任等，股东资格不因此而被否定。 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和目前主流的学说理论来看，肯定股东地位说值得赞同。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有关于股东可以认缴出资而非必须实际一次性出资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东未实际出资需要承担相关责任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未实际出资但可以享有股东资格，否则，未实际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又何来对公司承担足额缴纳出资等责任之说？只能说明其已经享有股东资格等相关权利，才负有对公司承担足额缴纳出资等责任。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中可以看出，目前司法解释是认可未实际出资的股东仍然享有股东资格，同时赋予公司股东会可以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的权利，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