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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看公益诉讼 2011年6月21日，内容渤海油田有两个油井发生漏油事故已经两天了，希望能控制，不要污染。该条微博疑为中海油内部人士所发，多家媒体此后联系中海油集团公司新闻处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均未获得回复。溢油事故将对渤海海域生态系统产生长期影响。 就此次事故责任认定，国家海洋局表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溢油事故应由石油生产作业方康菲中国承担责任，行政处罚将针对康菲中国。但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对康菲中国的行政处罚金额最高仅为20万元人民币。20万元，对于治理被污染的海域生态环境，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但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对媒体表示，在对康菲中国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也将对其提出“上不封顶”的民事赔偿请求 但是，这条民事诉讼之路却颇多障碍 渔民起诉却因“举证不足”而被拒绝受理 河北省乐亭县的养殖大户张福秋，他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以为索赔会非常顺利，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因“举证不足”而无法受理。“我们养殖厂的水都被污染了，今年养的虾和海参都减产了一半，周边别的养殖户也都减产了一半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个养殖户，养殖厂4万亩左右。” 接受张福秋等人委托的律师团成员“举证不足”主要有两点，无法证明损失和无法证明损失关联。“很多养殖户都没有往年的产量证明材料，所以损失也难以估算。”认为，康菲应根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证明我们的损害事实和他们的污染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因海洋石油污染受到损害的渔民，只要提出其渔业资源受到损害的事实和表面证据即可，康菲公司“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康菲公司无法证明扇贝死亡等渔民损失与漏油污染无关，那么法院可以推定康菲公司存在侵权责任。如果渔民个人没有能力与康菲公司打官司，可以联合起来进行集团诉讼、共同诉讼，也可以通过当地的渔民协会进行集体诉讼。 ??至于公共的海洋环境生态受到的损害，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公民（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和组织（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享有法律规定的环境公益权利；可以直接感受、享受该环境公益，但不能独占该环境公益，也不能排除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直接感受、享受该环境公益。因为环境公益是一种与不特定多数人有关的利益，是多数人可以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不特定多数人都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由于公民个人的能力有限等原因，一些有关公益诉讼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没有规定公民个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已经明确规定有关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和环保社会团体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此次漏油事故中，海洋局、农业部下属的渔业部门、渤海湾的渔民协会以及相关的公益组织等都可以作为原告。 ??如果原告胜诉，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判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一般是判决被告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治理或恢复受污染破坏的环境，也可以判决被告赔偿环境损失，但这种赔偿金一般不是交给原告私用，而是交给社会公共组织或公共环境基金用于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一般是判决被告依法履行其环境职责、撤销其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结果是：一方面使原告可以直接感受、享受该公益（即直接对自己有利），另一方面是可以使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直接感受、享受该公益。例如，在因石油污染海洋而提起的公益诉讼中，如果原告胜诉，不仅原告会直接感受、享受海洋环境质量恢复、改善的利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也会直接感受、享受海洋环境质量的恢复、改善的利益。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质是原告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为不特定多数人打官司，为不特定多数人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实现环境权、环境公众参与、保障公共环境利益的主要诉讼方式，是对环境公益权的司法救济，是“以第三种调整机制（又称非行政非市场调整机制、社会调整机制、治理机制，它主要适用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它的主要调整方法是治理）为主、充分发挥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强调公众参与，综合考虑行政调整、市场调整、社会三种调整机制的作用”的一种新型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优点和作用如下：第一，可以经济有效地保护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第二，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公权、个人私权和企业私权对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的无能为力和侵犯；第三，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维护环境公益和公民权，弥补政府在维护环境公益和公民环境权方面的不足；第四，不仅直接维护原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