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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体文学 以赋名篇，始于荀子。其《赋篇》分别咏礼、智、云、蚕、针，是后来咏物赋的开端。 汉代，赋体之文有两大发展，一为骚体，一为散体。 骚体之赋 汉初文人往往祖述楚辞，用以抒发感情。代表作家是贾谊。（134）其《吊屈原赋》及《鵩鸟赋》葛洪《西京杂记》：“贾谊在长沙，鵩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清何焯:“此赋皆原本道家之言，多用老、庄绪论。”《义门读书记》）是此种赋体的代表作。另，严哀的《哀时命》，抒发贤人失意及自己不平之气，格调低沉，也为骚体之佳作。 散体之赋 以贤人失意为主题的骚体赋在西汉中叶以后，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出现了规范化、类型化的趋势。但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小山曾做过一篇《招隐士》，试图在句型、用语以至意境的创造方面有所突破，从而形成一种骚赋变体。 到了武帝时期，散体赋是赋体文学的代表性文体。散体赋是一种含有诗、骚、散文等文体因素的综合性文体。标志散体赋成型的第一篇作品，当推枚乘的《七发》（138、183）《七发》，李善曰：“《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文选》卷34） 可见它由骚体赋《七谏》发展而来。作者托辞于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铺写了八段文字。1、序曲：楚太子有病，吴客去探视，发现太子的病是纵欲过度、享乐不节所致。可是却不能以药石来治疗，只有借“博见强识”之人“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文中吴客为太子讲了七件事，这就是后七段的内容。七件事分别是：1、夸以美妙的音乐；2、赞以稀世的馔肴；3、诱以神驭和骏马；4、引以旷代的游乐；5、激以壮伟的畋猎；6、赏以观涛之惊骇。这些都不能使太子感发。最后吴客以诸子百家的“要言妙道”，启发太子舍弃荒淫侈靡的物质享乐，而去追求奥妙高雅的精神生活，终于使太子内心感动，“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作者铺写七事，层层推进，步步入胜，使全篇波涛迭起，美不暇接，而无平淡呆板之弊；其最精彩之处，是关于江涛的描写。本文采用大量散文化的句式，三、四、五、七、九言杂用，又大体叶韵，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极尽“铺彩摛文”之能事，它标志着汉赋的成熟；《七发》而后，拟作颇多，如东方朔《七谏》、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辩》曹植《七启》，“七”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 散体赋最有名、最有代表的作家是司马相如。（141、199） 《子虚赋》、《上林赋》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撰。二赋在内容上相承接，《史记》和《汉书》在司马相如传中都将其合在一起，《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假拟楚国的子虚出使齐国，向乌有先生夸说楚王在云梦泽游猎的盛况非齐王所能及。乌有先生不服气，加以驳难，并趁机夸说齐国地大物博非楚国所能比。《上林赋》则由亡是公针对子虚、乌有之所说，夸矜汉天子在上林苑狩猎的壮观，以此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如何富有，也绝不能和天子相比拟。文章最后通过亡是公之口，主张天子应以修明政治，从事礼义教化为本，而不应该驰骋园苑，糜费府库财帛，“务在独乐，不顾众庶”。 但是篇末这种微薄的讽谏，其力度是相当弱小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正如汉代另一辞赋家扬雄所说，这是“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独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评此二赋曰：“繁类以成艳。”指出了二赋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铺张扬厉，堆砌词藻。赋中把大量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名称分类罗陈，夸张失实，虚词滥说，但从总体上看，二赋结构宏大，气盛势足，词采丰赡，炫人耳目。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评司马相如之赋云：“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子虚》、《上林》，为汉大赋的代表之作，对后世的赋作影响甚大，它成为扬雄、张衡、班固、左思等模仿的典范。 在武帝时代的赋家中，最富有个性色彩的当推东方朔，其《答客难》借宾客之口，抒发自己“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同胞之徒，无所居容”的不平。作者的借助俳谐滑稽的形式，冷讽热嘲了在当世的用人政策下，文人绝无独立价值的悲哀。在《答》之后，效之者有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大旨》、张衡的《应间》、崔寔的《客讥》、蔡邕的《释诲》《客傲》等。但东方朔的《答》乃是“文中杰出”，扬雄的《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后来的模仿者则不免“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宋洪迈《容斋随笔》卷7）了。 扬雄是成、哀之世的又一著名赋家。其《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皆因事而发，旨在规劝帝王戒佚猎、绝奢侈、惜民力、崇国本，讽谏的意义较司马相如更进一层。（166） 东汉前期的班固是散体赋由全盛而走向没落的最后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两都赋》在叙写苑圃、田猎、祀仪而外，描绘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以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