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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乡少年间跨文化传播【摘 要】《变形计》是湖南卫视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城市少年和农村少年两个群体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系列跨文化传播问题。对节目本身而言，媒体在面对城乡少年角色互换产生的跨文化问题应当行使怎样的社会责任？而对整个社会而言，通过研究《变形计》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带来的城乡少年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以反思和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变形计》 跨文化传播 文化休克 从2012年1月4日起，第五季《变形计》重新开启，结合当下青少年最典型最突出问题，聚焦都市子女厌学、脆弱、暴力、物质、冷漠等“现代病”，节目希望通过城乡少年间互换七天的生活来体验不同的人生，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正因如此，节目中选取的城市少年多为生活在大城市，家庭条件优越的富家子弟，而农村少年则是偏远山区的贫穷的孩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城乡少年之间的互换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进而引发笔者对媒体责任、社会责任的思考，同时对近些年来“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的教育问题以思考。 一、城市与乡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传播的“背景”，是传播活动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传播过程中最大的语境，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带来两种不同的“语境”。 从“语境”角度而言，城市属于低语境文化，乡村属于高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根据语境在文化中的突出倾向所提出的一对概念。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境而不是可见的语义符号，因而传播是含蓄而模糊的，注重“意会”。与此相反，在低语境环境中，传播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语义符号，语境对传播的意义并不明显，因而传播是直接而明确的，注重“言传”。①当高语境文化遇到低语境文化，由此即产生跨文化传播问题。城市与乡村，不同的语境构成了两者进行交流时的隔阂与障碍。 在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一直存在：初到乡村或是城市，总是伴随着种种生活上、价值观上的不适与冲突。诚然，社会的不断进步，大众媒体的不断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根植于其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的差别依旧存在。 也正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着城市与乡村少年的成长。城市少年带有属于城市的个性张扬，农村少年则更多的带有淳朴和腼腆。当城市少年来到乡村，乡村少年来到城市，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了解城乡少年之间交流时的文化差异对于研究他们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变形计》：城乡少年间的跨文化传播 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轻松顺利，传播是自然的，不易察觉的。但一旦进入跨文化传播的情境，传播得以进行的符号组合、规范、意义之间存在的差别使得交流变得不顺畅，传播障碍表现得突出而明显。城市少年不懂一头牛对于山里人的重要性，农村少年也不适应城里的父母给自己买一件衣服的钱就是自己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城市少年不习惯没有牙膏的刷牙，忍受不了几天不洗头；农村少年也不明白城里人怎么就舍得用抵得上自家一年收入的手机。 《变形计》以直观的形式让社会大众看到了城乡之间文化的差异，参与节目的双方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现以《变形计》第五季第一期《少年何愁》为例作具体的分析。 这期“变形”的城市主人公是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易虎臣，农村主人公则是来自云南思茅的山村小子吴宗宏。大都市深圳与小山村思茅之间的天壤之别也使得在这两个男孩身上被打上了属于他们各自环境的“烙印”。易虎臣是典型的“公子哥”，任性、厌学、还是个“手机控”，和妈妈吵架、同学打架、老师顶嘴，被全班同学评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而吴宗宏懂事、孝顺、爱笑，体谅父母挣钱的不容易，一回家就帮父亲干活，班上的同学也喜欢他，可以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少年来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决定其所采取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的碰撞让他们的“变形”之旅变得“跌宕起伏”。 易虎臣初到思茅，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子，一间卧室居然要挤下五个人，这里的孩子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早饭，学校没有食堂，要自己烧饭，而唯一的菜是自己从家里背来的洋瓜；吴宗宏第一次坐飞机担心自己会掉下来，城里爸爸一次给了1000块钱的“巨款”零花钱。两个孩子都感到了种种的不适应，这种心理上的不适被称为“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的概念发端于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及。他写道：“文化休克是由我们失去了所有熟悉的社会交流符号和标志所带来的焦虑引发的。这些标志和符号包括我们适应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怎么样订购、怎样购物、何时回答、何时不回答。他们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