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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化蜀 一、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为彻底改变蜀地蛮夷之风，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选拔蜀郡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其二，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入学。;《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这两项措施，被胡适称为“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和“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载，直到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的建议始获得批准。在此之前，“所谓博士者，虽有弟子，要皆京师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例。……故文翁遣其民就学，必以物遗博士而使教之”（《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的做法值得注意。颜师古注：“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环者也。布，蜀布细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赍以为货，无限于书刀布刀也。” 《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叔文（张宽字）播教，变风为雅。”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礼记·学记》：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 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以及以学选官的做法十分高明。颜师古注：“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 《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前元十二年（前168），文帝下诏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颜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同书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东汉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 苏辙《娈城集》卷五《送排保甲陈祐甫》：“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净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改变汉初施行的统治方针，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已成为西汉前期客观形势的需要。贾谊曾对文帝时的政治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要使汉不重蹈秦亡的覆辙，必须“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汉书》卷二二《礼乐志》）。此“道”即为德政。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即指变更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由于文翁化蜀之时，正值西汉统治政策即将发生转变的特定时期，因此，此举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儒学的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建元三年（前136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明确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王吉认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卷七二《王吉传》）文翁熟谙《春秋》，其化蜀措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