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与最低能激励机制设计.PDFVIP

田国强 等：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 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网（CESG） 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 田国强 孟大文∗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中各种委托代理关系间最优激励机制或合 约设计问题。对中国而言，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劳动力相对丰裕，委托人的目标对代理人努力的反 应非常敏感，且绩效指标的不确定性较小，此时激励效应占优于保险效应，与努力程度挂钩的高能 激励合约因而是必要和相对最优的。而本文的理论结果揭示，在创新型经济中情形恰好相反，由于 创新活动风险较大，则保险效应占优于激励效应，从而低能激励合约是合理和相对最优的。我们进 而严格证明，当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时，最优合约的激励强度将进一步降低。这在理论上为现 实中普遍存在的低能激励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并证明了低能激励对创新驱动的必要性。 关键词: 低能激励 最优机制设计 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 混合模型 一、引 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瓶颈和关键阶段，正面临要素和外 需红利衰退以及各种制度性的障碍。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地 向效率、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强度激励合约的实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 是个体层面，都是以高能激励不断取代计划经济时期低强度激励（或称低能激励）的过程。高能激 励改革的典型事例是：1）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为代表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2 ）基于经济 绩效的官员选拔制度1 ，3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4 ）国有企业的改革。 Oi(1992)、 Montinola et al. (1995) 、 Qian Weingast （1997）、Weingast （1995）、Mckinnon （1997）等文献指出，财政分权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提高其发展经 济的激励，使他们努力扮演着援助之手（helping hand ）, 而非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 ）的角色。 Jin et al. (2005) 、 Lin Liu(2000)等文献都在经验层面支持了这种论断，认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Blanchard Shleifer （2001 ）、Qian Xu （1993）、Maskin et al. （2000 ）则认为 中国经济的多分枝结构（multidivisional-form 或称M形结构(M-form) ）和政治上的集权（即中央对 地方的绝对控制力）使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官员的经济绩效决定其晋升机会，从而使其更关注地方经 ∗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200433 ，电子邮箱：gtian@ ；孟大文，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 ，电子邮箱：devinmeng@ 。 1 虽然对官员的晋升机会和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很多经验研究（如Zhou(2005) ）都支持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所以此处用“制度”一词。 第 1 页 田国强 等：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 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网（CESG） 济发展。Li Zhou(2005) 的经验结果支持这个结论，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对其晋升机会具有 相当大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业领域，起始于1979年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和农 业改革也可以说是将低强度的组织内部激励变成高强度的市场激励的典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实施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研究(MacMilliam et al. （1989）、Lin （1992）、Huang Rozelle （1996）) 认为, 由此引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 首要原因。而国有企业早期的承包制改革以及随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