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价值—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docVIP

标题：《苦难的价值—侯登科留给我们的启示》---李媚 .于德水 “小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吃饱穿暖！至今最爱吃面条，也就因为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顿像样的面条。小时候我最饥渴的是能得到父母的爱，这爱却没有。于是，这饥渴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和怀疑。” “农民是刻在历史车轮上最古老的符号了。我能有一天从自己的眼睛里把这个符号抹去吗？我大概是抹不去了，我本身就是见证。人生并不完美，那么，我们只有去接受不完美的发现。拥抱人生犹如拥抱刺槐，我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似又别无选择。 如果有人问我：你崇尚什么？我将回答：崇尚体验，崇尚过程，崇尚真诚”。 　　　　　　　　　　　　　　　　　　　　　　　　　　　　　　　　　　　　　　　　　　　　　　　　　　　　 （摘自《侯登科摄影作品集》） 侯登科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坐标式人物。他是一位在影像中对于人性的积极而深刻的恒久探索者。他独特的阅历与人格魅力、独特的追求与精神格局，在中国摄影界成为一个罕见。侯登科以他的苦难与尊严共存、温情与忧虑相糅的“现世”主义的纪实影像，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的变化留下了宝贵的纪录。 　文/李媚 .于德水 　 一年多前，我们和老侯在郑州相聚。那天，老侯特别买了一瓶五粮液，说是要好好喝一回。当三人举杯相碰时，我们突然顿感伤悲，泪流满面。老侯特别恼火，说我们扫了他的兴。事后我们相互问起原因，都是不知为何伤感。现在想起来，莫非冥冥之中，我们是在感伤别离？ 至今，我们还是不明白老侯“走了”到底意味着什么？交往这么些年，一年半载见上一回，是平常事。说不准什么时候又能再见上一面呢！走就真走了么？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么？不，还有他的影像在。那些影像继续着我们的共同生活。那么，那些影像是他的化身吗？是肉身飘然而去之后，留下的灵魂载体么？这么些年，我们目睹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影像，最后溶化其中。有时候，我们分不清那些图像中的人物是他人还是侯登科？抑或二者都同时存在？ 摄影与他的关系也许会成为当代中国摄影史中一个特殊的话题，他是为了活下去而拍摄，不是为了拍摄而活着。他的生命永远需要拍摄的引导，拍摄是他与这个世界的一个证物，一个信物，一个紧密的关联。拍摄，是内心牵动之下的一个动作。图像与他个人之间几乎没有距离，不可分割。从他寻到拍摄这个行为之后，他全部的精神生活就在这里展开了。 身份的寻找者 恐怕，在中国摄影史上，很难有像他这样以摄影的方式进行身份寻找的摄影家了。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整个摄影历程，就是一个身份寻找与认同的过程。 他生长在村镇，既不是标准的农村也不是标准的城镇，而是这二者的结合部。他是1950年出生的摄影人中少数童年有过苦难经历的人。饥饿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小对粮食以及与粮食有关的一切自然烙印在他的心里。他的人生经验更多的是来自于包围着他的农业社会。他的少年和青春时期，都在进行着改变身份的奋斗。他获得了物质上的改变，以一个中国农民的精明和文化知觉者的勤奋成为一名“拿工薪人”群中的佼佼者。但是，他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改变。他的这一生都没有进入城市，无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还是在内心世界。他生活的环境是处于城市边缘的陕西临潼，他的情感与精神永远倾情的，还是那块温润的土地。他排斥都市，在水泥的楼群里他惶惶不可终日。回到泥土中，他惬意舒服。但是他又有那么多的不满。 是摄影让他最终明白了自己一生都无法逃脱的命运。从拍照片开始，摄影就宿命一样地牵引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青春时期发誓要摆脱的身份。从不自觉到自觉，他最终认命了。“我咀咒过自己千百次，我却真是个农民。”（摘自《侯登科摄影作品集》自述） 他回来，回到他的出生的群体中，作为一个农民群体中的觉悟者，一个文化自觉者，回来。他只能回到土地，在这儿，他的心灵才能得到最后的安息，他的情感需求以及对人性的追问才能得到回应。他本就属于这儿，生于斯长于斯，他不心甘也无法不甘心。摄影最后成了他见证自己存在和了解、思考社会生活的方式。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图像，更是眼见的生活现实。因此，他的影像有一种少见的自然、平朴和踏实。尤其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他的拍摄获得了一种随意的自由，口语沉默，影像说话。那种年青时期的大叫大喊变成为轻松平和的调侃，他不再用学理化的语言夸夸其谈，更多的是聊家常，像农民一样谈收成，谈节令，谈邻里。从外到内，他认了自己作为中国农民一份子的身份。他不是完全以这种身份为荣的，但也绝不为这种身份而自卑。他是中国当代摄影家群体中固执地只能在农村拍摄的人（他的这一生，《四方城》是他唯一的城市拍摄）。 他对农民的秉性与本质有着异常尖锐的批判，他太熟悉他的同类他的兄弟姐妹们了。与他的态度相比，那种用“惊叹号”似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农村生活的同情显得是多么浅薄。爱与恨交织的情感可能才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