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寻、革化成长与历史的误会.PDFVIP

现代性追寻、革命化成长与历史的误会 ——“革命加恋爱”小说之返观 林华瑜 （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 摘要：“革命加恋爱”小说曾承载有一定的现代性美学内容，呈现出革命文艺的美学原生态，在革命与爱情 的冲突叙事中，这类小说营构着五四后一代青年的成长之梦，其叙事上的现代性分裂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选 择的误会。 关键词：“革命加恋爱”；现代性；成长；误会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 A 一、现代性追寻 文学史一般对普罗文学总体评价不高，认为这类小说只是演绎图解政治概念，煽动群众 的革命热情，描写一些突变式的英雄和奇迹式的胜利，充满了标语口号和公式化与概念化的 毛病。应该说上述毛病确实不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的普罗小说中，洪灵菲也坦承：“普罗列 塔利亚在它还未成长的时候，它的阶级意识还是朦胧，它还相当的满足地在做着资产阶级的 忠实奴隶；在这样的时候，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发生自然是谈不到的。” [1]但我们也应看到， 任何价值判断包括美学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塞萨尔·巴列霍说，“在历史发展 的目前这个社会阶段，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和深刻，艺术家先天的革命精神不能不把 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作为其艺术创作的根本题材。……艺术上的革命艺术家，就 是政治上的革命艺术家。”[2] 同样，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革命的自然联姻也是历史与 现实情境的当然选择。 就作为普罗文学主要创作形式之一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其中也有少数作品一般不视 为普罗文学，如巴金、茅盾的创作等，但笔者认为，就小说本身来说，将这些同题材小说等 同视之更切近文本的真实)来说，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重新返观，那么，应该承认它在 当时具有强大的社会启蒙力量，只不过这种影响是以激烈的“革命”形式而已。它是中国文 学历史发展中的新生事物，树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规范，其显在的“反抗性”特征也合 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至于此后文学的极端“革命化”走向受其很大影响，我认为似乎 更与社会动向及后来者的自身选择有关。当我们回归历史语境时，就不难看出“革命加恋爱” 小说所蕴含的一系列现代性因子。 首先，“革命”与“爱情”题材本身即包含有丰富的美学内容。革命与爱情的深层内容 是暴力和性，审美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的审美心理体验在有关暴力和性中最容易达到峰巅状 态，这二者都带有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二者在文学题材上的复合表现实为中国文学开 拓了一个新型的叙事范型。暴力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规行为，艺术对暴力的表现具有打 破日常生活庸惯的新奇美学功能，让人受到刺激，使受压抑的能量从中获得宣泄。所以从古 至今，作为革命极端形式的暴力战争（亦为革命之表现），既在理性上为人们反对，同时又 总为人们津津乐道。不过，中国的儒家传统向来讲究温柔敦厚，讲究中庸处世，君子动口不 1 动手，偏激的暴力被认为是“乱性”行为。所以传统文学少有象欧洲史诗中的暴力叙事传统， 即使象《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白话小说，尽管写作者花了很多笔默书写英雄主人公的 暴力反抗，但最终还是让梁山好汉归顺朝廷，让齐天大圣“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暴力的 叛逆者们仍然“跳不出如来的掌心”。在传统文学观念里，暴力的表现只有合于普遍的道德 才可以在文学叙事中争得一席之地。“革命加恋爱”小说对于革命场景的直接表现，尽管有 “左”的嫌疑，但它无疑是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左倾革命的真实 表现。 爱情的内驱力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必多”，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更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 因，性积聚了人的最大和最多的能量，是人的本我。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严重压制更刺激了 一般民众对性的神秘感。文学只可“言情”，不可说性，古典诗文就是在写情时也大多只是 夫妇之间的“寄内”、“赠内”或“悼亡”，对性的描绘在中晚明以后作为这种压制的“反动” 力量大量涌现，但是《西厢记》、《金瓶梅》、《肉蒲团》甚至“三言”、“二拍”等俱被斥为“淫 书”而被禁止传播。在曹雪芹《红楼梦》里，“欲”也是以“情”字写出，晚清时期象沈复 的《浮生六记》、林纾的译作、苏曼殊的作品等都是以情取胜。直到五四时期，性和爱情才 趋于一致，但郁达夫的《沉沦》发表时还是引来无数非难。“革命加恋爱”小说自然表现了 情，而且由于革命的解放功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