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陆柬之书《文赋》成因.docVIP

试论陆柬之书《文赋》成因当我们阅读唐代书家陆柬之所书《文赋》时，会发现此作品以行书为主，偶尔出现草书，人们往往称其为行书作品。这个命名显然是不准确的。不过，陆书《文赋》也明显不属于“破体”[1]的范畴。这不免使人产生迷惑。事实上，这涉及到书法史上为人们所忽略的“集古”现象。 “集古”又叫“集古字”。从史料记载来看，最早的“集古字”现象是梁朝时的《集王千字文》，但已散佚而无法领略它的风采。之后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唐高宗咸享三年（672年）僧人怀仁花费二十多年集王羲之书法而成的《集王圣教序》，可以说在书法领域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影响，一时“集古”风气随之兴起。一般来说，“集古”有两种形式，一是“集古而有所创变”，如米芾、王铎等人即是代表；二是不知变通、“胶柱鼓瑟”的“集古”形式。目前学界对前者进行关注研究较多，而本文所讨论的唐人陆柬之《文赋》，则是属于后一种“集古”形式。 一 陆柬之（585-638），苏州吴县人，初唐大书家虞世南的外甥，官至朝散大夫、崇文侍书学士。其书法初学其舅虞氏及欧阳询，后习“二王”，传世作品为《文赋》、《五言兰亭诗》。从这两件作品可以看出陆柬之对右军书法的钟情之至。关于陆柬之，唐张怀瓘在《书断》中有翔实的记载： 陆柬之，吴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仪郎，虞世南之甥。少学舅氏，临写所合……晚习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668-670）已后，乃备筋骨，殊矜质朴，耻夫绮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马不齐髦，人不栉沐，虽为时所鄙，回也不愚，拙于自媒，有若达人君子。尤善运笔，或至兴会，则穷理极趣矣。然工于仿效，劣于独断，以此为少也。隶、行入妙，章草入能。[2] 张怀瓘认为陆柬之隶、行入妙，章草入能，然工于仿效，劣于独断。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侯开嘉先生更是认为陆柬之《文赋》“毫无个性，其用笔和结体照搬二王，对每字每笔力求有来历，否则帖上不取，有如在集字，造成了字与字之间无呼应，分行布白不协调。”[3]本文采纳张怀瓘及侯开嘉先生的观点，并认为陆柬之《文赋》应属于“集古”的范畴。 《文赋》的文词为西晋陆机所作，陆柬之年轻时读此文极为倾心，想亲笔书写一篇，因怕笔力不逮而“玷辱”名作，始终未敢贸然动笔，直至晚年书名显赫时，才动笔了此宿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陆柬之把书写陆机《文赋》当做毕生的一件极其虔诚的大事来对待。应该说作为陆机的后人，陆柬之书写《文赋》是“别有用心”的，是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的。而其历史背景，则是唐太宗主持修纂《晋书》。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文艺上亦拥有远见卓识。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始，唐太宗主持编纂《晋书》，期间亲自为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写了传论。他高度赞扬陆机“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4]，褒扬王羲之“详察古今，严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5]，径直地将二人树立为文艺界的标杆，把他们推举为文艺界的最高水平。对此，侯开嘉先生在《王献之遭遇唐朝》一文中分析道：“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传达了他四个方面的政治态度：一、对南方士族的安抚。二、表明李世民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三、这是李世民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一种体现。四、推出文艺标准，树立楷模典范。”[6]唐太宗之所以推举陆机、王羲之，首先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此举却在文艺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与陆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使王羲之的书风与陆机的文风俨然成为风尚。由此可知，陆柬之学习王羲之书法与推崇陆机《文赋》，当是受到这股风尚的熏染。 二 张怀瓘《评书·药石论》中记载：“昔文武皇帝好书，有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7]，由此可以看出陆柬之作为皇帝身边讨论与鉴赏书法的近臣，他是能够看到内府珍藏的王羲之真迹，以及其舅虞世南家中藏的王羲之作品。在其特殊动机的驱动下，陆柬之悉心地学习王羲之书法，这点我们可以从《宣和书谱》所载陆柬之有《兰亭诗》、《临王羲之兰亭叙》作品来予以印证。[8]清人项穆曾说： 陆柬之得法于世南，晚擅出蓝之誉。予尝见其所书《兰亭诗》，无一笔不出右军，第少飘逸和畅之妙尔。 [9] 项氏称陆柬之《兰亭诗》完全恪守王羲之之法。同样，被后人评为“陆帖第一”的《文赋》，元人李倜跋认为：“笔法皆自兰亭中来，有全体而不变者，识者知之耳。”[10]又，清人孙承泽跋曰：“柬之所书则精绝一世，字字员秀，脱胎于《兰亭》而带有其舅父虞永兴之员劲，遂韵法双绝。”[11]从上述题跋中可知，《文赋》与“王字”有着莫大的渊源关系。笔者特选取《文赋》中的20字与“王字”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陆柬之《文赋》中有相当多的字，无论从用笔、结字都与《兰亭》极其接近，虽然字形上不及《兰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