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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党干部交流制度探究[摘 要]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干部交流；制度；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1-0008-04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然而此后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开创与奠基 中共中央很早就认识到干部交流的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对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干部交流进行过探索。193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1]这是我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探索干部交流制度的最早出处。此后干部交流逐渐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4月14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中央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中共中央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央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周恩来）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2]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邓颖超到达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中央局遭受多次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在天津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中央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派陈云、李维汉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李维汉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中共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中共中央派彭真、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