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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县作家多 　　近年来，富平县一批作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作家创作了中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等作品。 　　农民诗人王老九早就说过，“富平是个诗窝窝”。作为一个文化大县，富平人一向热爱文学，即使是在文学式微的背景下，这些在别人看来只是业余作家的人，却始终舍不得放不下手中的笔。正是他们，支撑着富平文学和富平文化的高度和深度。 　　富平文学圈拥有一个年龄悬殊的作家群，长者年逾八旬，少者二十左右，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金字塔式创作结构。 　　据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介绍，富平籍作家群创作踊跃，年轻人准备登塔翘首而望，中坚力量身处塔中低头深思寻找方法和路径，临顶老者回首瞰视，并竭力帮助大家寻找捷径，尽量让文友们少走弯路，形成了典型的接力帮扶氛围。“富平籍作家这种相互包容、促进共勉、共争上游的精神，时刻在鞭策着每位作者。”杨英武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本专题重点介绍的几位长篇小说创作者，还有几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样值得关注。 　　唐应坤与《流泪碑》 　　写长篇小说一直是唐应坤的一个梦想，但看到长篇小说出版难、销售难的现实，就一直没有动笔的勇气。 　　“一个人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胡适的这句话，一直在唐应坤心头萦绕。 　　唐应坤出生于1948年9月，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他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所有全国性政治运动，尤其是遭遇了“文革十年浩劫”。不是所有的往事都需要回忆，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值得铭记。“十年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值得铭记的。 　　1966年6月，唐应坤初中毕业前一个月，“文革”突然爆发。直到23岁，他才当了兵。当兵期间又遇上“林彪事件”，“整军”期间不提干，加上年龄太大，提干泡汤。 　　高小、初中时，唐应坤作文在班内或年级一直名列前茅。杜鹏程、柳青、高玉宝这些作家，是他的偶像。在部队参加通讯写作学习班，47军140师的宣传科长、《湘西剿匪记》的作者张行对他写的《连长请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为范文讲给学员们。 　　1974年，唐应坤参加了延安大学主办，延安地区、榆林地区、延安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里后来涌现出一个大作家――路遥。路遥的出名，对唐应坤触动很大，使他觉得只要坚守梦想，就能拿出作品。 　　唐应坤的写作，最早可追溯到回乡务农时期。他在县上一个建桥工地政工组管工地广播宣传，同时编辑一份油印的《工地简报》，从组稿、写小评、插图、排版、刻印，所有活路都是他一人所为。后来，在部队以及转业到地方单位，都干着与新闻宣传有关的工作，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长篇小说，唐应坤取名为《流泪碑》。他认为从“文革”之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程，要是立个里程碑的话，那就是用人??的泪水写就的，其中既有酸楚的泪，也有喜悦的泪。 　　《流泪碑》中心内容是讲法治缺失或法律滞后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机制僵化生产力低下是多么的可悲，经济萎缩、市场萧条、生活日用品严重缺乏是多么的可怜。当时畸形的经济机制架构如此：信用社原本是股份制企业，当年却归国营农业银行管理；供销社原本是股份制企业，却要归国营商业局管理；省级的大型农机厂本应企业独立经营，但却强制搞“工农联盟”、“大厂带小厂”等等。唐应坤在书中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经济架构暗喻为“同性恋”现象（不生孩子），结果造成国营商业、国营企业十几年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2000年，农业银行开始实行“内退”（即工龄满三十年或年龄满50岁者）。唐应坤听到此消息后，在全渭南市农行系统第一个报了名。退休后时间充裕，他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至今出版了杂文散文集《频阳子絮语》（2006年）、长篇小说《流泪碑》（2013年）、诗歌集《荒草丝语》（2016年）。 　　路西平与《村路》 　　路西平最早一篇习作，发表在《少年文艺》上。那一年是1985年，他刚上高中。 　　沈从文、王蒙、韩少功、艾特玛托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中外作家的作品，路西平都看，但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和柳青的《创业史》。 　　路西平是《陕西农村报》的记者，经常跑基层。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业余创作，主要写小说以及少量的诗歌。 　　创作长篇小说《村路》，路西平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有一次我在富平齐村镇某个村采访，触动了我想用文学形式把采访内容表现出来的想法。”这是路西平决定写《村路》的初衷。 　　在采访时，路西平遇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村民小组在上世纪80年代初集体入股建了一座砖厂，由于地理位置好，土源优质，效益不错。到了90年代，砖厂经营进入低谷，甚至面临倒闭，村里一个能人承包了砖厂，但依然没有起色，曾经一度关了门。承包人带领妻儿下煤矿干了一年，积攒了一笔启动资金，又开了砖厂，总之受尽磨难。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