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docVIP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内容摘要：人民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影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2010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从立法上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地位，对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和难以解决的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了历史性创造性的规定，成为了《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 人民调解 协议效力 人民调解由于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在解决纠纷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制度被称为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之花”。网络队伍基本健全由此可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即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在得不到自动履行时，具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通过这个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在不断的到加强，从靠当事人自觉履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到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法院的承认，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新法的规定进一步增强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那些达成的调解协议在生效后经过法院确认的，具有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当然，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申请法院的确认。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法在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上的规定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未经司法确认仍具有合同性质；二是经过法院的确认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这一规定给了当事人是否选择司法确认的自由。其次，新法在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被司法确认无效时赋予当事人足够的程序选择权，即其可以选择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或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在被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后，可以积极选择适当的救济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有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解决，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总之，新法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人民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致使达成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如何人民调解协议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人民调解协议能够执行，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只有人民调解协议得到执行，人民调解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2004年至200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年调解纠纷的总数呈现出上升的良好态势：2004年调解441万件，2005年调解448万件，2006年调解462万件，2007年调解480万件，2008年调解498万件，2009年调解767万件。6年时间，调解纠纷总数增加了330万件，增幅达74%。庞大的统计数字凸显了人民调解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仅2009年就达到767.6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6%以上。一些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和弥补诉讼本身的弊端和不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寻求替代性争议解决办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方国家的法学界和社会民众普遍认为法院诉讼程序繁琐、费用昂贵、时间太长，相反，ADR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经济性、便民性、简捷性而受到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评价，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好的成效。因此，他们把ADR引入民商事司法制度的范畴，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ADR（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可译为替代性或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它是指在法庭审理之外通过仲裁、调停等非诉讼形式，由第三人参加，自主解决纠纷的方法、机制的总称。ADR最早引起关注是在美国，而后盛行于欧洲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现已成为国际上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如，挪威制订了《纠纷解决法》，规定诉讼外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强制执行；瑞典95%的民事纠纷都是依靠调解手段（含诉讼外调解和诉讼调解）来解决；澳大利亚把推进调解等诉讼替代方式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成立了“全国非诉讼调解理事会”，协助政府制订政策，指导调解工作；美国制定了《ADR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大力推行民间调解制度。日本颁布了《民事调解法》，欧盟正在研究制订适用于欧盟各国的《纠纷解决法》，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亦把调解作为初步的诉讼程序，民事纠纷必先经过调解，在调解不成功需要诉讼时，由调解组织出具证明，法院才受理。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设立了“调解顾问中心”作为社会纠纷解决的组织。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在ADR制度盛行的国家，人们把诉讼外调解组织称为“贫民法院”，而把调解员称为“贫民法官”、“布衣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