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初稿.DOC

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导言从公元15世纪起，西欧海洋探险家的远洋船队为寻找通往传说中富有金银及香料等奢侈品的神秘东方大地的新航路，打开令西方新兴商人、专制王权和没落的封建贵族垂涎欲滴的致富之门，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海洋冒险。跟随着这些探险家船队的航迹，西方人的势力向南到达了非洲并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向西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并最终完成了绕过南美洲，跨越太平洋进入亚洲，再经由印度洋、非洲沿海返回欧洲的环地球航行。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新航路的发现及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无一不是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影响遍及全球的国家的。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凭借其海上实力，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两个封建王朝之一的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不错，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一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落伍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逐渐落后了，发展的速度慢了，发明创造少了，积极向上、对外开放、自信、勇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的汉唐雄风不再了。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攻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勃兴初期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别人打败？对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解释。本文所要阐明的观点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和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二、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及其实质1、 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明初实行海禁，只允许进行由政府统制的以“朝贡贸易”为形式的对外商业交往，禁止民间私自往来交易。因此，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是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内进行的。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政府特许前来进贡通好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货，在指定的地点与中国做买卖的一种对外贸易形式。明初沿袭唐、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1] 。第一个市舶司于朱元璋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1367年）设立于靠近南京的长江口太仓黄渡镇，至洪武三年（1370年）停罢，改设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三处传统的通商口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后来的西洋诸国。其后，因沿海不靖，一度关闭对外口岸并实行海禁，至永乐初复置浙、闽、粤三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贸易及抽分征税。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来华渐多，在各市舶司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2] 。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与明朝廷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这也是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上述这种朝贡贸易，是明前期唯一准许进行的合法对外贸易，所以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